因为在构成我国社会的两个基本阶级中，农民是一个以私有制和小商品生产为经济基础的阶级。因为农民当他还是从事小商品生产的个体农民的时候，经常不断地从自己中间分泌出而且不能不分泌出资本家来。“①
（三）中国农民的地位
中国共产党是通过“农村包围城市”夺取政权的。在与国民党对抗的28年暴力革命中，农民不仅为共产党提供了大量的粮食、物资和根据地庇护，而且成为其领导的武装力量的中坚。共产党组织的主体，包括大部分领导干部来自农村。党的主要领袖毛泽东也出身农民家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对于早期农民打倒地主土豪、推翻族权神权、禁止赌博、清剿土匪给予了高度赞扬，认为“农民是革命先锋”，“成就了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事业，做了国民革命的重要工作。”②但是，中国共产党不认为自己是农民的代表，而认为自己是工人阶级先锋队，其建立的政权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所以，革命政权并不是马克思所说的农民因为阶级意识觉醒、推翻剥削阶级而建立起来的，而是更类似于Olson 所说的拥有暴力优势的共产党组织取得的胜利成果。
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当革命胜利时，党和政府高层主要领导者接受了马克思关于小农生产力低下、农民政治落后的说法。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毛泽东写道：“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的经验，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③对于建国初期因政府高征购而引发的冲突，毛泽东曾这样指责农民：“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说过农民一切都是好的，农民有自发性和盲目性的一面。农民的基本出路是社会主义，由互助合作到大合作社（不一定叫集体农庄）。现在是‘青黄不接’，分土地的好处有些农民已开始忘记了。”④
前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胜利，以及三四十年代经济的高速增长，更加坚定了中国共产党改造和消灭小农、发展集体农业的决心，尽管党和政府高层知道苏联集体化运动的残酷性。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论述中，毛泽东认为，只有合作化才能大幅度提高农业生产，从而适应工业化对粮食和原材料的需求；才能为重工业部门生产的大型机械提供市场；更重要的是，“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农业技术改造所需要的大量资金，其中有一个相当大的部分是要从农业方面积累起来的。
这除了直接的农业税以外，就是发展为农民所需要的大量生活资料的轻工业的生产，拿这些东西去同农民的商品粮食和轻工业原料相交换，既满足了农民和国家两方面的物资需要，又为国家积累了资金。“⑤毛泽东关于为什么要实行农业集体化的理由，实际上是重复斯大林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关于为什么要改造俄国小农的观点。
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及其暗含的政策取向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应该说，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进行掠夺、歧视政策的施行在中国有深刻的文化背景和特殊的历史条件。首先，长期以来，正统的儒家思想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级秩序，强调集体利益，主张抑制个人利益，缺乏人与人之间平等的理念；而普通民众由于教育缺失，通过故事、评书、戏曲等方式更多地接受了《水浒》和《三国演义》宣扬的那种“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观念。其次，自1840年鸦片战争始，中国在抵御西方列强侵略的一系列战争中几乎没有胜绩。经历百多年战败、割地、赔款等外侮后，民族尊严跌破了底线，快速工业化成为重新唤起中国人自信心的一根稻草，哪怕要付出任何沉重代价。第三，1895年甲午海战失败后，中国面临着亡国亡种的危险。以陈独秀、胡适、鲁迅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反思中国传统文化。激进者例如鲁迅认为传统中国文化是一种人吃人的文化，主张打倒孔家店，全盘否定儒家思想。鲁迅曾在小说中刻画了可怜、被人利用、分不清自己利益的阿Q ，愚昧的华老栓，懦弱的祥林嫂，由于这些人物的农村背景，阿Q 、华老栓、祥林嫂经过反复宣传后，潜意识地被社会其他阶层认为是中国农民的典型代表。于是，农民被改造、歧视也就有了舆论基础。
1953年和1954年，政府对粮食和棉花等大宗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政策，试图依靠工农产品非等价交换的方式从农业中提取经济剩余，歧视和剥夺农民的政策掀开了序幕。1955年，政府以合作化为名义发起大规模的集体化运动，并于1958年在农村建立了对农民进行全面控制的人民公社体制。人民公社体制由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三级组织构成。公社是代表政府行使政权的基层单位，主要任务是负责完成国家规定的生产计划和各项农产品征派购指标；生产大队的职责是将公社规定的任务进一步落实到生产小队，监督管理小队的生产活动；生产小队组织内部成员进行农业生产，它独立核算，但必须在完成政府规定的生产计划和征派购指标后才能分配产品。人民公社是政府强制农民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其中，权利主要由政府控制，而任务则由农民承担（谭秋成，1998）。为了防止农民从人民公社这一不平等条约中退出、躲避负担和歧视，1958年，政府实行户籍管制，严禁农民在区域之间和城乡之间流动，进一步剥夺了农民迁徙和就业的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