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或者被革命推翻，或者自我救赎进行改革。Olson 希望匪帮政府随着统治集团规模的扩大，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越来越相互包容。这样，社会勿需通过改朝换代式的革命来解决统治集团与社会的利益冲突。然而，这一乐观结局并不在任何社会必然发生。

　　三、农民为何易受歧视

　　（一）发展经济学家的误导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大批原属帝国主义殖民地的国家走上独立。这批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意识的国家期望在短期内赶上发达国家，抹去曾经遭受外族统治的屈辱。适应这种需求，一批经济学家开始设计如何在落后国家开始工业化的发展战略，发展经济学应运而生。发展经济学的代表Lewis （1954）认为，在落后国家，传统的农业部门内部存在大量边际生产率为零、甚至为负的剩余劳动力。现代工业部门尽管只是汪洋大海中孤立的小岛，但由于只需支付维持生存的工资，资本利润率高，该部门将迅速扩张。所以，“经济发展理论的中心问题是要理解这样一个过程——通过这个过程，一个原先的储蓄和投资占国民收入（或不到）4%或5%的社会自行转到一个自愿储蓄达到国民收入12%到15%以上的经济。它之所以是中心问题，是因为经济发展的中心事实是迅速的资本积累（包括使用资本的知识和技术）。”

　　Lewis 关于增加资本积累来推动工业化的观点进一步被Rosenstein-Rodan的大推进理论和Nurkse的市场规模理论所强化。Rosenstein-Rodan（1961）认为，投入、生产过程和产出的不可分性将产生递增收益，所以，社会基础资本的高水平初始投资必须先行。需求不可分性要求社会大规模投资以降低风险。Nurkse（1953）则指出，落后国家市场规模狭小，刺激投资的力量微弱，结果陷入了贫困的恶性循环。走出贫困陷阱便需要国家大规模的公共投资。发展经济学将发展等同于工业化、工业化的关键在于资本积累的思想实际上视农业和农民为经济发展的附庸和工具，与古典经济学家斯密、李嘉图的农业理论完全背道而驰。事实上，在Ranis and Fei （1961）的两部门平衡增长模型中，农业的作用就是如何为工业部门扩展提供廉价的劳动力。

　　发展经济学这一思想为落后国家制定剥夺和歧视农民、农业的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在外部援助有限的情况下，为了获得工业积累资本，落后国家通过高额征收农业税、扭曲工农产品价格、管制外汇等手段强制性地从农业部门榨取经济剩余。在20世纪50～70年代，掠夺和歧视农业的政策普遍出现在非洲发展中国家。由于破坏了农民的激励和正常的经济交易，食物出现短缺，农产品价格大幅上升。结果，这些国家不仅工业化没有实现，而且农业、农民进而整个社会陷入了长期的贫困和凋敝（Bates ，1981）。

　　（二）马克思对小农的偏见

　　马克思认定小农经营是一种极其落后的生产方式，它排斥社会分工和协作，根本就没有发展前途。马克思认为，小块土地所有制按其性质来说就排斥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的社会形式、资本的社会积累、大规模的畜牧和科学的不断扩大的应用。这种分散的小农经济不仅抑制了农业生产力发展，而且对小农本身也是一种不幸。由于生产规模狭小，经济能力有限，小农难以规避自然风险，所以，这种生产方式必然导致小农失去生产资料，成为一无所有的雇佣者。“如果就个别情况来说，那么小生产者是保持还是丧失生产条件，则取决于无数偶然的事故，而每一次这样的事故或丧失，都意味着贫困化，使高利贷寄生虫得以乘虚而入。对小农来说，只要死一头母牛，他就不能按原来的规模来重新开始他的再生产。这样，他就坠入高利贷的摆布之中，而一旦落到这种地步，他就永远不能翻身。”①

　　一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进入农业领域，马克思认为小农生产方式的灭亡更是不可避免，因为这时它完全丧失了自己存在的基础。“正如工具的所有权是手工业生产自由发展的必要条件一样。

　　在这里，土地所有权是个人独立发展的基础。它也是农业本身发展的一个必要的过渡阶段。这种土地所有权的灭亡表明了它的限度。这些原因就是：它的正常补充物即农村家庭工业，由于大工业的发展而被破坏；处在这种耕作下的土地已经逐渐贫瘠和枯竭；公有地（这在一切地方都是小块土地所有制的第二个补充物，并且只是因为有了公有地，小块土地所有者才有可能饲养牲畜）已经为大土地所有者所霸占；种植园经济或资本主义经营的大农业加入了竞争。农业上的各种改良一方面降低了土地产品的价格，另一方面要求较大的投资和更多的物质生产条件，这些也促进了土地所有权的灭亡，例如十八世纪上半叶的英国，情况就是这样。“②所以，马克思断言，小农生产方式必然被资本主义雇佣经营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