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lson 的小集团占优势的理论常被用来解释为什么中国农民地位弱势、政策上常被歧视。的确，中国幅员广大，农民人数众多，组织、协商、动员的成本极高。但是，这一解释是牵强的。首先，自西汉至清王朝两千余年，中国并不存在为共同利益努力的农民组织，然而，历代王朝不仅未曾歧视农民，相反却推行重农抑商政策。王朝统治者以农为本，认为农民提供税赋、兵源和徭役，是维持社会稳定的中坚。其次，Olson 说的小集团的优势是相对于大集团而言的，是发生在各集团追求自身利益的政治行动中。在中国，不只是农民阶级和农村社会，工人阶级和城市社会同样没有独立的利益组织，工农和城乡都要服从中国共产党领导。这就是说，农民的弱势地位不是因为农民在集体行动的竞争中输掉了比赛，而更可能是由其他政治力量制造出来的。
社会形形色色，利益集团普遍存在。各种组织并不都是像Olson 所说的要扭曲政策、追求特殊利益。专业化、劳动分工、对付共同的威胁等因素都可能将社会分群（Moe ，1981）。部分组织仅是表达自己成员的呼声，抵制统治阶级和强势利益集团的剥夺和侵占。在不存在结社自由、缺乏社会组织和利益集团的独裁专制社会，经济发展更慢，人们更容易被奴役。所以，Olson 可能夸大了利益集团的负面作用。利益集团具有二重性，既可能为谋取小集团利益而损害社会发展和福利，但也是监督统治者、防止暴力剥夺的重要力量。
公共领域既然有胜利者，就必然有失败者。当某一特殊利益集团操纵公共权威为自己谋利时，它同时损害了其他集团的利益，这时就有可能遭到受损者的反击。结成利益集团不仅存在Olson 所说的组织成本，而且存在被反对者攻击、最终得不偿失的风险。Becker（1983）模型化了利益集团竞争可能产生的结局。假定社会存在纳税人t 和要求补贴者s 两大压力集团。当集团s 要求政府增加补贴时，无疑将增加纳税人负担，并扭曲社会激励，导致社会总福利下降。这时，纳税人集团t 将采取行动，迫使政府降低税收。而且，纳税人的行动容易得到社会其他成员的支持。所以，Becker认为，利益集团之间的竞争导致的结果是，增加效率的政策较之无效率的政策更容易被社会采纳。
Becker实际上假定利益集团是在民主制度的背景下进行竞争的，执政者将从效率和社会总福利的角度调整政策。在民主、宪政、分权完善的国家，公共决策是透明的，制度留给利益集团逐利的空间极为有限，社会对执政者惩罚的承诺是可信的。因此，利益集团影响政策制定的能力是被严格约束的。而且，各利益集团具有平等的机会，形成相互制约的均势。相反，如果国家是马克思所说的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统治者勿需对整个社会的福利负责。这时，Becker的竞争效率就不会出现。在制度不健全的国家，政治决策不透明，社会缺少约束统治者的手段。利益集团容易贿赂政策制定者而获得各项垄断特权，并可能与统治者结盟，侵占、掠夺社会其他成员的利益，成为马克思所说的剥削阶级。所以，谁成为利益集团、利益集团的地位和能力以及政策与利益集团交易的方式和结果等，都要受到政治权力结构的制约。
（二）政策歧视
Becker的理论再一次说明，实施歧视和剥夺政策的国家必定是极权和专制国家。Weingas （t 1997）认为，由于利益和信仰的差别，社会成员之间不容易达成关于民主和法治的协定，这就给了统治者掠夺和歧视的机会。在Weingast的模型中，假定一个社会存在博弈的三方，分别是统治者S 、利益集团A 和利益集团B.统治者提供产权保护，A 和B 从事生产，三方共同分享合作剩余。担当统治者是有利可图的，其收益为2.当统治者尊重产权时，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出现繁荣，A 和B 都得到8单位剩余。当统治者对社会进行掠夺时，如果掠夺成功，分别从A 和B 抢得剩余3，这时他的收益增至8.由于统治者的掠夺行为破坏了激励，社会净损失6单位，A和B 的剩余降至2.当然，统治者的掠夺可能遭到社会反抗，假定只有A 和B 两集团联合起来反抗才能成功，每一个集团反抗的成本为1.当反抗成功时，统治者被驱逐，其收益降至0.
这一静态博弈存在三个纳什均衡：其一是统治者尊重产权，集团A 和B 不反抗，三者的收益为（2，8，8）；其二是统治者破坏产权，集团A 和B 不反抗，三者的收益为（8，2，2）；其三是统治者破坏产权，集团A 和B 联合反抗，三者的收益为（0，7，7）。均衡（2，8，8）有最高的社会总收益。然而，统治者更喜欢均衡（8，2，2）。当预期社会不会反抗时，统治者将采取掠夺策略。所以，Weingast认为，问题的根本是当统治者开始掠夺时，A 和B 如何协调行动、共同反抗而不是默许强盗行为。联合抗争的社会总收益（0，7，7）高于一致默认的总收益（8，2，2），但只有当集团A 或B 预期对方会反抗时，自己才会起来抗争。相反，如果预期另一集团不会反抗，自己默许便是上策，因为抗争将招致损失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