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协调困难导致社会陷入被掠夺的囚徒困境外，统治者还可能采取政治策略，有选择性地保护一个集团的产权而对另一个集团进行掠夺，并将掠夺的收益与合谋的集团一同分享。假定统治者对集团B 进行掠夺，抢得收益3.统治者将这一收益与集团A 分赃，自己得2，集团A 得`.这时，统治者的收益增至4，集团A 的收益增至9，集团B 的收益则降为2.当预期集团A 将反抗时，集团B 无疑要进行抗争。但是，不反抗是集团A 目前的占优策略。在A 注定不反抗的情况下，集团B 就只有选择默认，统治者的政治策略瓦解了集团A 和集团B 可能采取的合作抵抗行为。该博弈同样存在三个纳什均衡：其一是统治者既剥夺集团A 也剥夺集团B ，两者都选择默认，收益为（8，2，2）；其二是统治者剥夺集团A 而保护集团B ，两者都选择默认，收益为（4，9，2）；其三是统治者剥夺集团B 而保护集团A ，两者都选择默认，收益为（4，9，2）。先前的帕累托最优均衡（2，8，8）不再存在。
集团A 和集团B 纯粹由于协调难题而陷入囚徒困境的情形，在重复博弈中需有特殊的条件才会发生，这是本文下一节讨论的内容。一般情况下，当博弈的时间相当长、且集团A 和集团B 的时间贴现率不是太低时，A 或B 都可以采用冷酷和针锋相对战略而迫使对方联合反抗统治者的掠夺。冷酷战略是指，集团A 或集团B 自己首先采取反抗统治者掠夺的战略，如果对方协同反抗，下阶段仍采取反抗战略；否则，以后永远默认统治者的掠夺。针锋相对战略是指，集团A 或集团B 采取对方上阶段的战略。知道集团A 和集团B 将采取冷酷或针锋相对战略、必定联合反抗后，统治者将选择保护产权，（2，8，8）成为动态博弈唯一的完美子博弈纳什均衡。
统治者与某个集团联合起来掠夺另外集团的非对称均衡在动态博弈中是否出现，则取决于社会权力结构、经济地位、历史传统等。如果集团A 知道自己与集团B 被歧视的可能性相同、且集团B 有机会报复时，它就不应与统治者沆瀣一气掠夺集团B ，因为集团B 完全可能在以后反过来与统治者联手掠夺自己。相反，当一个社会不同集团之间在政治、经济、社会地位上相差过于悬殊即社会出现断层时，当某一集团因为历史原因，例如印度的贱民，其社会地位天然处于劣势时，当一个社会处于独裁和专制环境、被掠夺和歧视的阶级根本就没有申诉和反击的机会时，统治阶级与特权阶级联合剥夺和歧视社会其他集团的现象就会发生。20世纪制定歧视农民政策的国家基本上具有上述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特征。前苏联和改革前中国都是政治上高度集权，而非洲等发展中国家不是军阀独裁便是政治权力分配严重不均；这些国家的农民没有表达呼声的渠道，没有抵抗政策歧视的手段；统治者、知识阶层和社会精英或者接受了发展经济学的现代化等于工业化、工业化便是资本积累的教条，或者按受了马克思的小农生产效率低下、排斥科学技术应用、政治上保守的理论。
（三）政策掠夺
在Weingast的假设条件下，不应存在统治者掠夺全体社会成员的情形。然而，蒙博托统治时期的民主刚果共和国、马科斯统治下的菲律宾，的确出现了统治者及其核心集团将整个社会当作人质、敲诈全体人们的残暴现象。Acemoglu，Robinsonand Verdier （2003）认为，这种盗窃政治主要发生在制度脆弱的社会。在制度脆弱的社会，不存在立法机构、民主选举等一套正式制度约束统治者的行为，统治者一开始就没有对社会负责的想法。脆弱社会可能存在宪法，但统治者常常将自己置于宪法之上，随心所欲地修改法律，为自己的利益服务。脆弱社会的统治者勿需为争取选票进行竞争，勿需报答支持自己的利益集团。相反，统治者常常惩罚不支持自己的公民，创造和控制利益集团，并让他们乞求特权和恩赐。Acemoglu，Robinson and Verdier认为，盗窃政治是否成功取决于两个关键因素。其一，当生产集团提出挑战时，在位统治者能否打击这种挑战；其二，统治者是否具有针对社会不同集团实行歧视性征税和转移支付的能力。
盗窃政治的本质是，这些国家的统治者在暴力上拥有绝对优势，类似于Olson（1993）所说的匪帮政府。名义上他们自称为政府，实际上则是一帮改变了掠夺方式的匪徒，由到处流窜、以抢劫为生的流寇变成了保护产权并以此交换社会税收的定居匪徒。Olson 认为，定居匪徒的税率必然过高，对社会生产造成扭曲。这是因为定居匪徒的收入只占社会总收入的一小部分，而且，定居匪徒的视界有限，只关心自己生命周期内的收入最大化，并不关心社会的长远发展。由于统治者的掠夺行为破坏了社会激励，社会财富日趋枯竭。如果没有外部援助，盗窃政治或匪帮政府很难长久延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