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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整个法理学的真正生命力，应当是从部门中提炼出理论，使之成为科学之中的科学。当然这主要还是个人的主观判断。但是在中国当下的法理学界，某些学者将西方的概念直接套用到中国，这样的研究到底能走多远，我们拭目以待。我们现在研究部门法的学者，尤其是研究证据法的学者，还有几个在坚持阅读国内的法理学专著？这个问题不是出自法理学学科本身，而是法理学的研究方法存在着重大问题。
记得我们曾经举行过几次法理学与部门法学之间的对话活动，探讨部门法哲学问题。活动之后，大家一致得出两个结论：一是中国20年来的法理学发展中，贡献最大的是部门法中出现的法哲学问题，这种研究来自于中国本土，有大量的经验事实予以支撑，包括大量的数据、案例等，这样的法理学研究有着坚实的本土根基，因此具有很强的生命力；二是真正想做好法理学研究的学者，必须要选择一两个部门法，从中挖掘出理论，才有可能出现真正的创新，做出自己的学术贡献。
这个问题暂不赘述，在此，我有必要对思辨法学的困境作几点概括：第一，我们现在对价值判断问题和与价值有关的对策问题（价值判断很容易走向对策，因为价值判断的逻辑首先是什么是正当的，其结论是什么样的制度设计是正当的，所以法对策学很容易受到价值判断的影响，它们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进行研究时，主观性太强，缺乏客观事实的证明，这种主观的、武断的价值判断难以接受科学的检验，没法进行客观的检验。第二，法理学研究中“法思辨学”盛行的弊端，可能为我们刑事证据法的研究提供重要的教训。中国的法学研究不能够越过中国的问题，中国法学要想受到国内、国际社会的认同，我认为必须具有两个标志，这可能是思辨法学做不到的：一是我们的法学研究要能够关注中国的现实问题。我们现在的许多法理学者不关注中国的现实问题，反而关注古希腊问题，关注德国的现代问题。比如最近有一位学者写了一篇关于法解释学的文章，运用了从德国照搬过来的公式，甚至连例子都是从德国引进的，以至于在一篇两万字左右的论文中引进了八个德国的例子。既然如此，这篇文章还不如直接以“德国法学在解释学上的发展”作为题目。我的观点就是：如果我们研究外国的问题，我们的标题就直接写“关于某某的比较法考察”，而不应该在标题中使用一些具有普适化的命题。二是要想使中国法学的理论得到国内、国际的推崇和接受，我们的法学研究必须要对现实问题做出理论回应。有一次去给地方的党政机关的相关领导作“依法治国”方面的讲座，当地一位市委书记说：“我们对经济学家比较熟，但是对法学家不是很熟悉，你们法学家对中国现实存在的理论问题有所回应吗？”我说：“说来汗颜，不能说没有，但是比较少，我也给他举了几个例子。”他的回答是：“研究法学理论的学者对中国法治中面临的如此之多的问题都不敢、不能回应，那么法学理论有什么意义呢？比如申诉上访问题，下岗问题、农民失地问题，我们不要求你们拿出解决的方案，因为解决这些问题不是你们的职责，但是你们研究法学理论的学者最起码要分析出它们存在的原因吧！”他的话引起了我极大的反思，我深深地感觉到我们现在的理论对现实问题缺乏回应。
五、社会科学方法的引入——如何科学地研究证据问题
以上主要是对目前三种比较盛行的研究方法，包括法对策学、法移植学和思辨法学进行了简单的分析。我的目的绝不是为了否定这三种研究方法，对待研究方法，我们绝对不能报有非此即彼的观念，我只是在对它们进行描述和反思。这三种研究方法对当今证据法学的研究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它们的成绩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它们对证据法学研究存在的一些负面影响也是值得关注的。我在这里将要提出的一种“新思路”，绝对不是为了要取代它们，而是一种补充，补充它们在研究方法上存在的缺陷与不足。总体说来，证据法学的发展从方法论的角度看，我们需要关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我们必须关注中国现实中出现的问题；二、必须对问题的成因进行分析，落到地面上来看中国现在存在的问题；三、必须从经验和教训的角度出发，发现中国存在的深层问题和制度问题，总结出深层的结构，并上升到概念化，因为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境界是概念化，从而提出自己的理论。
（一）基本的问题意识
要关注中国现实，关注中国的问题，意味着要从中国自己的经验事实出发来组织自己的研究。刚才提到了黄宗智先生“从经验到理论”的名言，已故的语言学大师王力先生也曾说过“先归纳后演绎”，它是指从诸多的经验事实中先归纳出一个假设，然后再进行演绎推理，这是创新型研究的必经之路。那么什么是经验事实呢？一般说来经验事实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是客观发生的事实。社会科学毕竟不同于哲学反思、哲学思考，它要有一套基本的研究范式，研究已经发生的问题，一个案例、一个法律条文、一组数据、一个司法解释，所有发生的事实，包括法条、案例、思维、甚至是学术争论，都属于客观发生的问题，都属于我们研究的对象。只有研究实际发生的问题，我们的研究才能脚踏实地，不落人坐而论道的玄学。我们过去有这方面的教训。我们过去讨论证据的属性，证据有没有阶级性，证据到底是三性还是两性，其实证据不管有三种基本属性还是只有两种基本性都无关宏旨，这种研究能够解决什么证据法学问题吗？在证据法学研究中能够具有多大的价值呢？我们今天仍然在讨论客观事实和法律真实，争论不休，这又具有什么实际意义呢？我认为我们应当研究经验事实，这是我的第一个判断。
第二，要注意研究问题的逻辑构成。一个问题是怎么构成的，这在社会学上早已不成为问题了，但是在法学尤其是证据法学中却是一个重大的问题。一般说来，一个问题的构成，借用美国学者莫顿的说法，包括三个要素：首先要有一个我们长期困惑的疑问；其次是这个疑问扎根于一项重大的理论命题之中，即这个疑问并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而是与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相关，足以构成一个关乎本学科发展的重大理论问题；最后应当对它是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进行验证和检验。这三个要素构成了法学理论中的一个问题。试举几例。
比如沉默权问题。关于沉默权问题的论文满天飞，博士论文都已经有人出版了，硕士论文也有很多。当初讨论沉默权时目的到底为何，难道仅仅在于将沉默权移植进中国吗？如果这样的话，对该问题进行研究的理论价值将大打折扣。按照许多学者的观点，最初研究沉默权问题，其实是为了解决中国的刑讯逼供问题，中国的刑讯逼供问题在实践中屡禁不止，因此学者们想借助沉默权的讨论和引进来解决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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