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以年龄分布来看，犯罪样本年龄层最多为四一岁至五０岁，约占40％，其次为五一岁以上约占37％，总计占了七成以上，故贪污犯罪之年龄层较为偏高。经卡方检定结果χ2=69.4，年龄与贪污犯罪与否之相关性具有统计上显著性。
（3） 就犯罪公务员之职位高低而言，以委任官等公务员居多计四五人约占40％，其次为荐任官等公务员计三五人占30％，约聘雇人员之贪污犯罪比例排行则属第三，计二七人占24％；另有人为民意代表身份，占贪污犯罪样本之6％。一般公务员之职务官等分布则为荐任以上占42％，委任官等占25％，其余33％为约聘雇人员。经卡方检定结果χ2=17.46，显示职位高低与贪污犯罪与否之相关性具有统计上显著性。
（4） 就受访者的服务年资而言，贪污公务员以一六年以上为最多约占35％，一般公务员则集中于一０年以下，经卡方检定结果χ2=16.6，显示服务年资与贪污犯罪与否之相关性具有统计上显著性。
上述四种卡方检定的显著性，表面上似无关联；其实，若以人力资源研究的统计分析结果来配合解读，即可得知：男性较少因为家庭照顾或（妻子）怀孕而离开职场，其服务年资很少中断而缩短；而服务年资够长是能晋升到高阶职位的重要因素。既然服务年资够长，年龄自然不低；故目前职场上职位高者多为中老年男性；总结来说，上述四种卡方检定的显著性，其主要意义都是「显示职位高低与贪污犯罪与否之相关性具有统计上显著性」。亦即，表示犯罪公务员相较于一般公务员，通常有较高或较重要之职位，或者掌握较重要的行政资源，比较不易受制于他人而「失去自我控制」，故以公务员的自我主观意识为据的调查统计，有「无法验证研究假设认为贪污犯罪人的自我控制力较低」这样的结果。
再与「贪污犯罪原因分析」交叉比较，即可合理解释认为犯罪原因为「自己疏忽或大意」，占40.7％；认为犯罪原因为「过于相信朋友或被同僚所陷害」，占26.9％；选择「因自己贪念而受物欲或金钱诱惑」，占18.6％；其余犯罪原因顺序分别为：经济压力影响、不熟谙法令规章、受人情请托所致、利用职务上机会的陋规、个人不良嗜好影响、政治因素或政策不当、家庭遭遇变故、受机关之旧习影响、长官压力所迫、升迁困难心感不平等十四种 [23]。以上犯罪原因（或心态）除了选择「因自己贪念而受物欲或金钱诱惑」，占18.6％，以及经济压力影响、政治因素或政策不当、家庭遭遇变故、受机关之旧习影响、长官压力所迫…等以外，其余的犯罪原因都有相同的本质－就是「将原因归责于他人或体制」 [24]，只是乍看之下都不相同；关于此点，本文看法与「公务员贪污犯罪影响因素之初探性研究」略有不同。
依据贪污罪之三种主要类型 [25]的构成要件来看；例如
刑法第
一二一条的「普通贿赂罪」，通说认为被告必须认识不法利益与其职务之对价关系，并进而决意要求、期约、或收受该不法利益，本罪之主观构成要件的故意方成立。再如
刑法第
一二二条的「加重贿赂罪」、第
一二三条的「准贿赂罪」，均有类似的故意之主观构成要件规定。
刑法第
一三一条的「公务员图利罪」，在最近一次的修法后，更明定被告必须主观上「明知」，方有被起诉之可能。其它如贪污治罪条例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等规定，亦均必须在被告有不法意识之可能时，国家刑罚权才有适用之余地。否则，被告若欠缺不法意识，即属于法律错误；而不可避免的法律错误，可以阻却故意与罪责 [26]。而且，实务上我国每将违法性认识（即不法意识），与犯罪构成事实认识予以结合，使欠缺违法性认识者阻却故意而影响犯罪之成立 [27]。因此，犯贪污罪之公务员若非有故意不法的认识与行为，即无犯法甚且被定罪之可能，焉能成为所谓之「犯贪污罪公务员」？
「根据一份台湾地区司法贪渎案件之统计分析，过去十年法务及司法单位侦审案件从量化数据中显示贪污案件特性：起诉率、科刑比率偏低，而上诉率、被撤销及发回更审比率则偏高。……经统计高达百分之六十二，等于三分之二的贪渎案不成立。」 [28]显见公务员犯贪污罪被判决确定，有极高的比例可说是罪有应得。因此所谓「认为犯罪原因为『自己疏忽或大意』」，并非当事人归责于自己的「过失」，而是归责于自己「太大意以致被抓到」；如此心态亦为个人耻感程度较低的表现，与「将原因归责于他人或体制」其实如出一辙。
总括来说，「将原因归责于他人或体制」的比例高达81%左右，除了显示犯贪污罪公务员个人耻感的程度较低以外，其中认为犯罪原因为「自己疏忽或大意」，占40.7％；认为犯罪原因为「过于相信朋友或被同僚所陷害」，占26.9％，还有不熟谙法令规章、受人情请托所致、利用职务上机会的陋规…等原因的比例共高达67.6%，本质都是受法律威吓程度较低之目无法纪的表现。
可见贪污犯罪公务员相较于一般公务员，之所以个人耻感程度较低且受法律威吓的程度较低，主要原因乃比较敢「有恃无恐」；除此之外，应无其它更有说服力之可能；「足以相互印证公部门轻忽防贪作为，与公仆守法廉洁自爱仍然有待加强训练。」 [29]
然而，贪污犯罪公务员为何比较敢「有恃无恐」？主要原因即是「刑事侦办搜证上异常困难」，而「刑事侦办搜证上异常困难」的主要原因却是检察官便宜行事或为了定期结案而「制造业绩」，或有意无意地技巧性或公然吃案，如此解释才能契合Hirschi与Gottfredson所提出的一般化犯罪理论。
「依据Hirschi与Gottfredson所提出的一般化犯罪理论，其核心概念系以『低自我控制』与『机会』的结合，认为犯罪是由一群低自我控制者在机会条件允许情况下，以其力量或诈欺方式追求自我利益而产生的。」 [30]此理论正好符合民国八十三年十月，法务部所做的「贪污犯罪问卷调查」的结果 [31]：「针对在监之贪污犯罪受刑人，调查有关公务人员发生贪污之原因，回答『儌幸心理而敢于冒重刑贪污』之选项者，占百分之六六。」亦与法务部调查局的统计资料不谋而合 [32]：「涉嫌贪腐案件及公仆犯罪意图包括：贿赂、意图非法得利、挪用侵占公共财物、利用职务诈欺取财及其它渎职犯罪五类犯罪意图等。犯罪动机则可以分类为：侥幸心理、过失违法、意图获得其它好处、生活奢侈及环境压迫等五种犯罪动机。……犯罪意图中以意图非法得利三三七案最多，犯罪动机则以侥幸心理二二八四人最高。」
就因为存有「如果幸运的话可以躲过司法机关的追诉或处罚」这样的射幸心理与「职务上的机会」，在监之贪污犯罪受刑人才敢铤而走险。显见「抓得到」比「判得重」更为重要；提升刑事诉追的能力，比严刑峻罚更具有实质的吓阻功能，更能降低犯罪黑数，减少意图不法者射幸犯法 [33]。而检察官肆无忌惮地吃案正好与此背道而驰，加深提高犯罪黑数的隐忧；受社会各界与司法体系景仰且公认为廉洁公务员的代表－前法务部部长陈定南，就曾「为高雄地检署检察官秦德进等人喝花酒案，认为高雄地检署政风室未能掌握状况、处理失当，转而以八件政风人员违法乱纪案件，向国内各媒体痛斥法务部政风司包庇政风人员，使得政风人员『腐化见骨』（中国时报，4版，2003年2月19日）」 [34]即可见一斑。以上的论点与「公共选择学派（Public Choice Principles）」的主张恰巧不谋而合；依据公共选择理论的「官僚理论」，政府官员的「官僚主义」和僵化、腐败，不是一种变异或特殊的情况，而是天性使然的本有之意 [35]；这也是
宪法的立宪原理采取分权制衡的主要原因。另依据贝克（Becker）的「罪犯理论模型」，犯罪次数是受罚机率和预期惩罚的函数（值）；增加定罪的可能性（或起诉率），或刑罚的量刑（包含法定刑与处断刑）增加，都会减少犯罪 [36]。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犯罪次数与刑罚的量刑之间的函数关系，为开口向上之下凹二次函数曲线－有极小值（或有一阶导函数为０）的情况存在 [37]（图一）；亦即，量刑增加对抑制犯罪次数的边际效用，不但有「边际效用递减」的现象，而且超过适当量刑（即在犯罪次数的极小值）时，量刑增加会产生负的边际效用－过度的刑罚反而助长犯罪。
图一：犯罪次数与刑罚的量刑之间的函数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