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的法学先进李永然、林振煌两位，就认为：「若许使用诱导讯问，即讯问人陈述事实经过，而证人（笔者按：或被告）回答是或否，此一问答方式等于是由讯问者作证，而非证人（笔者按：或被告）自己陈述亲身见闻的事实，与作证的本质不符。」 [55]此一见解显有可取之处，法学界与实务界不宜偏废置若罔闻。
其次，上述案例还隐含了现行刑事侦查的一大弊病－太过重视被告自白或证人证言，却又不仔细弹劾自白或证词，亦疏于比对自白或证词的异同或与客观事实相互印证，甚至轻忽自白或证词产生的彼此不一或前后矛盾，这种「曾参杀人」的荒谬，在实务上确实造成许多冤、假、错案的惊人案例 [56]！若无被告自白或证人证言，是否就无法证明陷于精神耗弱状态的被告，有「义愤杀人」的抗辩？难道不能就刑案现场的鉴识，分析被告是否有预谋的可能？或就被告的品格证据，来推敲被告是否有「义愤杀人」的可能？甚至，如此重大刑案，能否对被告进行严格的精神鉴定或测谎，来厘清案情？当然，以上所述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吴巡龙先生所提出的症结：「检察官员额严重不足」。简单说，就是发现真实的成本太高的「诉讼经济」问题。
不过，套据法律人常说的格言：「正义无价」；既然正义之价值至高无上，发现真实的成本太高之「诉讼经济」问题，就不应该是被优先考虑的问题。而以法经济学的观点来看，正义不是无价，而是不正义（或办错案）的社会成本太高，使得正义的（相对）价格成为无价。因此，就算优先考虑诉讼经济，为了发现真实而劳师动众进行刑案现场的鉴识、调查搜集被告的品格证据、或进行严格的精神鉴定或测谎，只要能伸张正义，仍属有效率且有效果的诉讼经济行为。
悲哀的是，诚如吴巡龙先生指出的「检察官员额严重不足」之下，要刑事侦查以符合「真正诉讼经济」的方式，有经济效率地追求司法正义，仍遥遥无期。
以上所述不只是检察官个人操守的问题，从另一方面来看，亦是法务部门的管理体制不良，以致使检察体系歪曲变形的问题。大家应该审视检察官在既有的体制下，是否有「好好办案」的客观环境？是否有不受不当压力的制度性支持 [57]？人民是否能不以各种方式影响检察官独立办案？体恤并支持检察官依法、公正、客观、合理的办案方式？否则，孤臣无力可回天的检察官，如何能好好办案？？
举例而言，若「好好侦办」一个非重罪的案件，平均需要一００个工作小时，而一个检察官平均一年有二百个案件要结案，那么我们便可客观估计出，一个检察官每年平均工作时数约为二万小时。而一年平均上班天数约为二二０天，正常的总工作时数约为一七六０小时；客观来看，就算检察官认真到过劳死，也不可能把每一个案件都「好好侦办」；这是体制上的问题，是制度在谋杀法律、谋杀正义、谋杀人民的法律情感、谋杀检察官。相关研究亦有类似看法：「刑事案件众多，使警察机关与法院之案件负担量常已远远超过其负荷极限。因此，不仅造成警察之侦查与法院之审理甚潦草；检察官与辩护人之审判准备与法庭活动极不负责；…」 [58]。何克昌检察官的实务观察：「……此种情形，自然造成检察体系反淘汰。所以，民众经常抱怨检察官结案草率或结案速度过慢，其实基层检察官也苦不堪言……。 [59]」也正好与以上所述不谋而合。
其次，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来看，检察官的待遇与其工作量，较之其它同等国家，公平吗？合乎经济学的法则吗？还是委屈、剥削了检察官的劳力？如果好好侦办一个普通刑案的经济效益，或产生的外部效益超过当事人委任律师的最低费用（约台币五万元）；那么，一年结案超过五０件的检察官，每年为国家社会所创造的经济利益就超过台币二百五十万元了。根据前金门高分检检察长朱朝亮的报告，提起简易判决处刑的案件，平均一件判八万一千元 [60]；这应该是按照旧
刑法，以三个月徒刑每天易科罚金九百元计算。若以现行一日平均易科罚金二千元折算，则简易判决处刑的案件，平均一件应该判十八万元；因此，每年以简易判决处刑结案超过五０件的检察官，一年就可为国库增加台币九百万元的收入，为什么只领那么一点微薄的薪水，每年又要迅速终结超过二百件的侦字案？现行的法务体系苛刻要求检察官的办案效率，是「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从经济学的法则来看，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劳动者受到什么剥削，就产出什么产品；我们侃侃而谈的司法正义，若只是成为谋杀检察官的工具，也就没有正义可言了。不能充实检察体系人力，无法解决检察体系「制度性吃案」的问题，使得检察体系在无期待之可能性下，不得不吃案；这是国家法务部门责无旁贷，应该优先解决的问题。
否则，国家订的法律，由司法官滥用心证恣意执行；这样的司法环境，必定会引来经济学家所谓的「竞租行为」（Rent-Seeking Behavior）－人民透过影响掌握司法权的司法官，获得司法上的特权与利益 [61]；或者为「黑道」创造出庞大的市场需求－人民私下以各种非法的方式解决纠纷、甚至动用私刑。这种影响司法官的活动必定会带来贪污腐败的社会成本 [62]，更严重的是影响整个国家体制，让社会形成「安分守法不如竞租（Rent－Seeking）司法特权」，或者「安分守法不如黑道保护、动用私刑」的不良风气，甚至给予「职业顶罪人」牟取暴利的机会。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已经确确实实反应在许多司法案件中（表二） [63]，以及「台湾透明组织」接受法务部委托，进行的「二００六年度台湾地区廉政指标民意调查」报告中。
国际透明组织公布的「二○○四年全球贪腐趋势指数」，其中关于台湾部分的问卷调查结果，在全部十五个选项中，法院的贪腐指数高居第三 [64]。「根据政经风险顾问公司最新发表的亚洲区司法制度排名，香港在亚洲十二个地区中排名第一，稍胜排名第二的新加坡，台湾排名第五…… 报告指出，香港及新加坡的司法制度令外商及市民感到安全。」 [65]
表二、近十年司法官重大风纪案
再者，根据前金门高分检检察长朱朝亮的说法，提起简易判决处刑的案件，依照现行
刑法规定，平均一件判十八万；检察官每吃掉一个应该以简易判决处刑结案的案件，国库就减少十八万元的收入。二００二年侦查终结案件总数为三八二三六三件，假设如前所述为真－检察官吃案的比例占所有案件的54.58%；则国库一年减少的收入约为三百七十五点六亿元。而且，假设正如前金门高分检检察长朱朝亮所述：「检察官即使作缓起诉处分，绝大部分都只是单纯订观察期间而已，没有作任何特别预防上的处分。……依以前提起简易判决处刑，平均一件判八万一千元（本文按：依照现行
刑法规定平均一件判十八万元）……。 [66]」那么，国库每年因检察官不当结案所减少的收入，更是大幅超过三百七十五点六亿元这个数目；这样的金额每年已经足以养活将近二万二千名检察官，而增加二万二千名检察官，不但可以「正当合法地」清除陈年积案，更可以提高办案质量，赢回司法威信；依据贝克（Becker）的「罪犯理论模型」，更可以降低犯罪率，其外部效益亦远超过三百七十五点六亿元这个数目。至于增加检察官人力以抑制犯罪率的实际边际效用函数为何？是否可以达到柏拉图最适（Pareto Optimality） [67]的程度？在增加检察官人力后，如何配置才不会使检察官人力过剩无法消化？这些问题都可以再进一步做实证研究 [68]。
依据北京大学法学院苏力教授的见解：「真正有效的『息讼』就是要在全力听讼的基础上依照案情是非曲直严格执法，『和稀泥』注定引发好事者的不当利益追求—健讼，『虽止讼于一时，实动争讼于后』，结果恰恰与一味主张息讼的裁判者的预期背道而驰。海瑞基于对制度与人的互动博弈之理解，一种手段目的理性的或功利或效用主义的论证，得出一个结果完全符合我们的道德直觉的一般命题：只有公正的司法才会真有效率。」 [69]
美国在十九世纪末，就发生过许多司法官以认罪协商做为寻租贪污之工具的案例，最后导致司法严重腐败的情况 [70]；故起诉裁量主义的相关诉讼程序规定，就已经让不肖检察官有机可乘而几近无法可管了，对于有法可管的起诉法定主义的相关诉讼程序规定（如
刑事诉讼法第
二五一条，第
二五二条第八款、第一０款……等），再不严格把关要求检察官遵守，正当法律程序（Due process of Law）原则岂非形同虚设？
刑事诉讼法的存在价值岂非面临严重挑战？朱朝亮检察长即认为 [71]：「如检察官个案之处理，完全不受外界任何制衡或评鉴，基于『封闭乃恣意独善之母』之历史经验，检察官之『公益辩护人』定位，便常与外界之『公益』发生落差，致以『己意』为『公益』，甚至恣意独善变成『检察专制』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