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结论
对于如何客观评量检察官的工作量与工作质量，现实上确实有许多难以想象的障碍；尤其，诚如屏东地检署何克昌检察官的真知灼见 [85]：「……如统计处（本文按：法务部所属）所言『真实性及正确性是统计的生命』，而检察制度的原始设计主要功能在于侦查，由于司法统计的欠严谨，甚致统计数据与侦查绩效呈相反之结果，进而左右检察官行使侦查权；当检察官视侦查为畏途时，其严重性已残害检察官的司法生命，因此，统计资料能不慎乎？」法务部统计处的统计资料是否有可靠的效度与信度，以及法务主管部门是否依据严谨的统计数据进行科学分析，并据以检讨改进法务行政与检察体制的调查统计方式，不但攸关本文与其它依循政府统计为据的相关研究之正确性，更影响整个国家之法务工作推展与犯罪侦查的实务成效。前大法官王泽鉴先生也有类似的看法，认为「一个国家开发的程度表现在对统计的重视、运用及统计资料之上。」 [86]
德国的法学权威耶林（Rudolf von Jhering）曾说：「世上不法之事莫过于执法者自己破坏法律，……这是天下最悖理的事。」 [87]、「勿为不法（Do no injustice）固然可嘉，勿宽容不法（Suffer no injustice）尤为可贵。」 [88]实为至理名言，足为所有法律人之守则。从法经济学的观点来看，「法律的生命斗争，在国内能够争取民主政治，于国外能够争取世界霸权。」 [89]是相当可观甚至无价（或相对价格极高）的外部效益，明显超越一般法律人为了减少讼争，主观衡量的诉讼经济。
本文所提出的粗浅见解，虽已殚精竭虑且穷经皓首，但碍于个人的资质愚钝，仍难谓无管窥蠡测之嫌。此外，由于「信息不对称」之下，探求真实信息的监督成本太过高昂，使管理成本跟着水涨船高，无法设计出绝对公正客观的工作评量方式，永远无法达到绝对公正客观的境界；这是管理科学先天的老问题，并非法务行政独然。公正客观的工作评量方法虽非一蹴可及，不过，若本文的努力能有抛砖引玉之效，对于现行严重失调的检察体系能有微薄的改善之功，亦不枉费社会对司法正义之期盼。
陆、参考书目与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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