贰、从侦办犯罪之成效的统计结果推敲刑事侦查的实况
从实证的观点来看，依据法务部公布的统计数据交叉分析后显示，二００二年检察官所承办的案件以非重罪之案件居多[7]（新受理侦查案件共二八八六四九件），例如声请简易处刑案件、缓起诉处分案件，二者即占所有案件约20.6%之比例（侦查终结案件总数为三八二三六三件），若再加上大多为非重罪案件之「行政签结」[8]与不起诉处分，则所有非重罪案件（包含行政签结、一般不起诉、职权不起诉、缓起诉、简易处刑等五类）所占的比例大约为79.29%。其中，「行政签结」占所有案件比例约20.2%，不起诉处分占38.49%，缓起诉处分占1.3%，通常起诉案件占20.7%，声请简易处刑案件占19.3%；起诉率（包含缓起诉、通常起诉、声请简易处刑三类）占41.3 %，而声请再议案件占3.82%。也就是说，即使就随机抽样单一个别的检察官来看，其侦办的案件仍以非重罪的刑案居多（占约79%）；这个数据所隐含的主要意义可能是：
第一、非重罪的刑案占据检察官的工作时间太多，可能影响检察官侦办重大刑案的绩效。若是如此，为了吓阻重大犯罪、贯彻司法正义，有必要重新调整司法人力资源的建制或分配。
第二、台湾的民风纯朴，重大刑案的发生率原本就低，检察官的工作本来就是以侦办非重罪的刑案为主。若是如此，检察官应该可以庆幸不必常在刀光血影中出生入死，而乐在工作。
第三、立法不当，保护的法益太多、规范密度过大，以致人民动辄误触法网，使检察官疲于奔命。若是如此，依据罪刑法定主义也只有适当调整释法、用法、适法的标准，或从修法下手；毕竟，法律是全体国民意志的展现，更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基，不容司法人员恣意枉法。
而检察官处理案件的方式，以行政签结与不起诉处分二者合起来的比例最高，约为所有案件的58.69%；而这个数字的93%，约等于54.58%正是检察官最可能吃案的比例。此乃因为相关政府机关（主要为警察机关）移送给检察官侦办的案件，约占所有案件的93%；而政府机关（主要为警察机关）会移送的案件，必定是犯罪嫌疑较大的案件。
以美国为例，并非所有的案件都会通报警方，依据美国犯罪调查报告显示，大约只有不到一半的犯罪案件会进行通报。对于是否对嫌犯提起控诉，须先交由高阶警官审查；若认为该嫌犯不必被提起控诉，则可径行释放[9]。台湾也有类似的筛选机制，也一样有将近一半不会通报警方的犯罪黑数，更有美国可能少见的「吃案黑数」[10]；警察机关「吃案」的事件多次经媒体披露，早已为众所周知之事实，无庸举证（按：
刑事诉讼法第
一五七条可资参照）。甚至，一些不甘心被警方吃案或不相信警方会办案的民众，只好自力救济独立破案，堪称另一项台湾奇迹[11]。故扣除「吃案黑数」后的案件，警察机关会决定移送地检署的案件，必定是精挑细选之犯罪嫌疑大的案件；否则，焉有吃掉犯罪嫌疑大的案件，移送犯罪嫌疑小的案件，让检察官退回重新侦查之理？！
因此，占所有案件7%的自动检举与一般民众的告诉、告发案件，平均来看其中可能有五成四被检察官吃案吃掉了。如果大胆假设检察官吃案，主要是针对自动检举与一般民众的告诉、告发案件，则亦有占全部案件48.07%之机关移送的案件（占所有机关移送案件的51.69%），被检察官吃案吃掉了。
不过，刑事法学者吴巡龙根据二００一年法务部的统计数据，认为在实务上多数检察官不愿滥用职权不起诉；以二００一年为例，职权不起诉的比例只占检察官侦结案件总数的2.3%[12]；这个结果与本文前一段的统计分析－即根据林钰雄对二００二年官方公布之统计数据分析结果－显然有许多明显差异。其原因在于所谓不起诉处分其实包含一般不起诉与职权不起诉[13]，而在二００二年时一般不起诉占侦结案件总数的35.29%，职权不起诉的比例只占3.2%；此结果即与吴巡龙所采之二００一年法务部的统计数据，无矛盾或扞格不入之处。显见吴巡龙先生所谓「多数检察官不愿滥用职权不起诉」云云，乃忽略一般不起诉处分统计结果的片面之词，不若林钰雄先生之客观见解：「他案签结若是不当运用，反而成为规避不起诉处分之监督的快捷方式。」[14]
以台湾公务员贪污犯罪的实证研究[15]为例，「贪污犯罪的定罪率比一般刑事犯罪案件为低，犯罪黑数极高，…由法务部调查局统计有关八十九年度该局办理肃贪案件中，其中涉及公共工程或巨额采购之贪污案件比例，于总计案件三六九件中达九二件，约占所有二三种贪污案件类型中的四分之一，其贪污或图利金额总计也达八十三亿之多。惟因贪污犯罪黑数极高，于刑事侦办搜证上异常困难，其常有涉及公共工程之贪污案件，包括收受厂商回扣、贿赂、以图利厂商或偷工减料等问题，使得公共工程的质量实足堪虑，可知贪污犯罪的严重程度。然而此类犯罪所造成的损害程度，实际上必不仅如此，故可知贪污犯罪的严重程度。」[16]事实上，所谓的「犯罪黑数」极高，其原因当然不只所谓的「刑事侦办搜证上异常困难」一端，检察官便宜行事或为了定期结案而「制造业绩」，或碍于「刑事侦办搜证上异常困难」之故，有意无意地技巧性或公然吃案，亦非超乎合理怀疑之事。
「检警执法人员犯贪污犯罪共有二八人，几乎占总样本数四分之一之多（25%），实不得不令人忧心。其中于这二八个贪污犯罪受访者中，即有十一例贪污犯罪类型为『违背职务收受贿赂罪』，约占39.9％、『不违背职务收受贿赂罪』及『窃取或侵占公有财物罪』各约占10％，可知违背职务收受贿赂的机率亦高于其它类型的贪污犯罪，可谓贪污犯罪中较特殊之犯罪类型。…有关贪污犯罪之控制因素分析，本文（按：即「公务员贪污犯罪影响因素之初探性研究」）分别由自我控制、耻感程度、法律威吓三者，与贪污犯罪行为程度进行百分比列联表交叉分析，及卡方检定统计分析。依据前述理论的看法，本研究假设贪污犯罪与自我控制，个人耻感程度及受法律威吓程度的高低具有相关性，贪污犯罪公务员相较于一般公务员而言，自我控制程度较低，个人耻感程度较低且受法律威吓的程度较低。」[17]可见检警执法人员犯贪污犯罪相当严重，因此造成「刑事侦办搜证上异常困难」，使得所谓的「犯罪黑数」极高，最后导致「贪污犯罪公务员相较于一般公务员而言，个人耻感程度较低且受法律威吓的程度较低。」亦即贪污犯罪公务员相较于一般公务员而言，比较敢「有恃无恐」。
上开所述证诸统计检定的结果：「受法律威吓程度的分布状况来看，在高威吓组别中，一般公务员的比例为28％，较犯罪公务员所占比例6％约超过四倍，在低自我控制组别中，则以犯罪公务员的比例为多，经卡方检定结果X2=45.13（显著水平P<.01，显示受法律威吓程度的高低，与贪污犯罪与否之相关性具有统计上显著性。」18可谓无庸置疑。
表一、一般公务员与犯罪公务员受法律威吓程度的高低之统计结果19
若取α（或P，显著水平）＝0.01，df（自由度）＝2，则χ2（Chi-Square Test，统计学上称为「卡方检定」）分配表的对应数值＝9.2103。
但依据表一，χ2＝（40-24）2÷24＋（43-32）2÷32＋（64-91）2÷91＋（8-24）2÷24＋（21-32）2÷32＋（119-92）2÷92＝43.58＞9.2103
，可见一般公务员与犯罪公务员受法律威吓程度的高低，有显著之不同，一般公务员受法律威吓的程度较高。
再交叉比较分析表一之数据中，有关台湾公务员贪污犯罪的实证研究报告－「公务员贪污犯罪影响因素之初探性研究」，一般公务员感受法律威吓的程度在中等以上者，占其群体总数之56.46%，而犯罪公务员仅占其群体总数之19.59%；反面来看，全体犯罪公务员中高达80.4%，认为法律的威吓程度低 [20]，显见犯罪公务员比较目无法纪。其次，「以自我控制程度的分布状况来看，在低自我控制组别中，一般公务员的比例为30％，较犯罪公务员所展比例13％约超过二倍；在高自我控制组别中，则以犯罪公务员的比例为多，无法验证研究假设认为贪污犯罪人的自我控制力较低。」 [21]这个统计结果虽然显示「无法验证研究假设认为贪污犯罪人的自我控制力较低」，但是进一步分析统计数据，可知犯罪公务员的自我控制程度在中等以上者，占其群体总数之87%，而一般公务员仅占其群体总数之70%；相较之下，犯罪公务员比起一般公务员，较有自信其自我控制程度较高。如此结果与性别、年龄、教育程度、职位高低、服务年资的「卡方检定」结果做比较，显示 [22]：
（1） 以性别分布来看，贪污犯罪以男性占了将近九成比例，经卡方检定结果χ2=66.5，性别与贪污犯罪与否之相关性具有统计上显著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