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论文一向以比较法学的分析、归纳、演绎，或文献的整理分析为主流，即所谓的「比较研究法」[2]，间或辅以立法例的文义解释、逻辑解释、系统解释、实务（判例或判决）的个案探讨、个人经验法则的推论。然而，法学的主流（或正统）研究方式，细究之下亦不脱一般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的研究范畴；亦即，一般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研究所采用的对照比较分析法、定性分析法、个案研究法，甚至统计分析法，在一些法学论文中亦非罕见。简而言之，论文即以各种事实或主张，分析、归纳、推论、涵摄（subsumtion）出一定的结论，犹如法官以判决书呈现之公正判决的结果；其演绎归纳的方式（或涵摄的过程）即如民事诉讼法第二二二条第三项明文：「法院依自由心证判断事实之真伪，不得违背论理及经验法则」，以及刑事诉讼法第一五五条第一项明文：「证据之证明力，由法院本于确信自由判断；但不得违背经验法则与论理法则」，还有行政程序法第四十三条后段明文：「……依论理及经验法则判断事实之真伪」、行政诉讼法第一八九条第一项后段明文：「……依论理及经验法则判断事实之真伪」等。
　　知名民法学者王泽鉴亦认为，法学方法即法律适用的逻辑、评价及论证；论证本身包括逻辑的三段论法，必须提出客观、符合事理，可供检验的理由构成[3]。因此，虽有学者主张「心是最要的法学方法」[4]，强调法律学倾向于价值哲学（Theory　of　Value）或形上学（Metaphysics）的（法哲学）探讨[5]，仍无法否认法学研究与科学研究有共通之理性逻辑的思辩方式，亦未完全否认法律学（或其部份）经由科学研究而发展的可能。另根据法经济学、精神医学、神经生理学、行为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的巨大进展，有朝一日完全以科学方法研究法律学，形成一个蓬勃的学派；例如以精神医学确认罪犯的「恶性」或「邪恶程度」，或以神经生理学确认被告有无主观上的不法意识或故意、过失；也未必无可置信。
　　法律实乃一国国民意志、风俗民情、维系历史文化的具体规范，而众所周知，我国法律多继受欧陆法而属于大陆法系，若偏重比较法的法学研究方法，则难免沦为一直继受他国法律的殖民地，侈言奢谈法律合乎国情民风，更遑论所谓法律的本土化。虽有不少学者为了避免上述流弊，而致力于实务（判例或判决）的个案探讨；但是多数的个案研究，仍仅偏重在判决书本身的文献探讨。从判决书的主文与判决理由作研究，虽然省时省力且有不小帮助，却也难以察觉出承审法官是否有「依法应调查而未调查之证据」、「已受请求之事项未予判决或未受请求之事项予以判决」……等当然违背法令之判决事由（刑事诉讼法第三七九条第十款、第十二款参照）。尤其，在针对司法官的工作质量或工作量方面之研究，比较法或文献探讨的法学研究方法，确有未尽周全之处，法经济学与司法统计的实证分析（例如：民众对法院或司法人员的观感之调查统计、司法官处理各类案件的结果之调查统计、对于贪污渎职的公务员或司法人员之问卷调查统计、公共选择学派对公务员多年来的实证研究结果与理论……等），正可辅助研究切中时弊，对于偏重比较法或文献探讨的法学研究方法有所改善，避免脱离社会现实、局限于象牙塔内闭门造车。
　　本文的研究方法主要依据经验法则与论理法则；前者主要是以（有实务经验的）司法官的相关论文或散文、在重大会议的发言……等，作为「鉴定证词」（刑事诉讼法第一九八条第一款、第二一０条参照）或「专家参审」的见解（民国八八年全国司法改革会议的决议、「专家参审试行条例草案」之立法理由参照）；例如：朱朝亮、黄朝贵、宋耀明、何克昌等检察官的论文、散文或重要的会议发言，或吴东都、张升星、蔡炯敦等法官的论文、散文或重要的会议发言等；并引用相关论文的资料或重要论点，作为归纳经验法则的参考或依据。此外，亦尽量搜集相关的时事报导，整理笔者曾经历之司法上的实务经验，以检验所归纳之经验法则是否偏离社会现实。更重要的是本文偏重实证的统计分析，对于相关的司法统计资料，本文以适当的统计分析方法进行归纳、演绎、推论，进而检验本文提出的重要论点是否有高度的或然率，甚至发生的必然性。
　　后者主要则以（亚里士多德的）传统逻辑的三段论法为思考模式，进行立法例的文义探讨、分析，并与相关文献作比较。此外，本文大胆假设法经济学的诸多原理适用于法律的事实分析，并尝试以此为理论基础，进一步推论、解释既有的法律事实与社会现象；例如套用公共选择学派的理论，假设司法官亦有一般公务员的理性自利倾向，进一步分析司法体系产生冤、假、错案的原因，估算所产生的社会成本，并提出可能的解决方案。
　　诚如知名法学者林东茂先生引用波普（Karl　Popper）的观点：「凡够资格称为知识者，都必须接受最严格的批评家检验，并承担被反证的风险。」[6]对于法学论文或理论，尽管出自于价值哲学或形上学的纯粹理性思辩或批判，亦难自绝于科学方法的检验或挑战；本文诚惶诚恐以此自勉，希冀各界方家不吝赐教指正为幸。
　　
　　对检察官的工作做客观评量，与一般的科学分析一样，主要可分成两部分来看：第一个部分是定性分析，也就是评量办案质量的优劣；第二部分是定量分析，也就是评量办案的数量多寡。
　　关于第一部份的评量较为困难、争议较多，一般而言有民间司改团体的问卷调查、律师团体的评分、民意调查等方式可资参考；但并无一定的客观标准可以评量。其实，熟悉检察官办案方式的人都知道，要客观评量办案质量的优劣确实相当困难，所以目前为止只能就结案的数量与效率来要求检察官，以致于许多检察官有机可乘、因循苟且。
　　然而，就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来看，要非无客观评量办案质量优劣之可能；因为，案件宣告刑的高低就是一种办案质量的客观指针。就统计的平均结果而言，于同样的时间内侦办重大刑案的检察官，其所耗费之心力与智慧，当然大于（或优于）一般侦办非重大刑案的检察官。其次，胜诉率（或定罪率）高的检察官，其所耗费之心力与智慧，当然大于（或优于）胜诉率（或定罪率）低的检察官；起诉率高的检察官，其所耗费之心力与智慧，当然大于（或优于）起诉率低的检察官。因此，归纳可得一办案质量的排比指针：重罪定刑＞轻罪定刑＞认罪协商（Plea　Bargaining）或缓起诉＞不起诉＞行政签结。当然，这种办案质量的简单排比，亦难免遭人诟病其有瞎子摸象之弊，且将驱使检察官成为「欲嫁之罪、何患无词」的酷吏；与刑事诉讼法第二条第一项规定的检察官之客观性义务有违。
　　不过，就统计的平均结果而言，这种办案质量的简单排比，应该会符合大数法则；亦即，当案件数量或检察官的人数大于一定的「统计样本数」时，这种办案质量的简单排比即具有客观性的效力；故较适宜用于评量「规模相当」之不同地检署间的优劣，而较不适宜当成评量同一地检署内之不同检察官的唯一标准；但于评量同一地检署内之不同检察官的工作绩效时，亦有相当的信度（Reliability）与效度（Validity）可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