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过错责任原则，并不能够对本文中紧急避险的文森特案提供充分的法律理由。因此，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出现一些新的理论，其中就是风险转移理论。如果原告被告双方都没有过错，那么就应该由两种人承担风险责任，一是做出风险行为的人，二是容易消散损失的人。前一种人承担责任是普通法的基本原则，在两个无辜者之间，应该由行为人承担责任，这还是一种道德责任；后一种责任则带了经济分析的色彩，让一个穷人承担责任，这个穷人回更加穷困，而如果让富有者承担责任，且他可以将风险转化成商业成本，最后让整个社会消化该成本，那么这对整个社会都是有利的。
1，紧急避险中的成本与效益
将成本、收益、交易成本、供求、价格等经济学思考渗透到侵权法学，这就产生了经济分析法学。经济分析理论一般追溯到科斯1960年的《社会成本问题》（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他提出，如果交易成本为零，那么原被告之间的损害赔偿交易可以达到双赢，也就是帕累托最佳 。铁路穿过乡村，火车与铁轨冲撞发出火化，毁坏了轨道旁边农场主的农作物。首先，铁路公司赔偿农场主因火花所导致的损失；其次.授予铁路公司溅出火花的权利，而不授予农民免于受火花侵扰的权利，让农民到不受火花侵扰的地方种植作物。在这样的情况下，铁路公司和农场主的收益都在增加。最后，通过铁路持续的运作，经济由此达到繁荣。因为比起农民所遭受的损失，铁路对于社会的价值要更大一些。除了科斯之外，卡拉布雷西和波斯纳都为侵权法的经济分析做出就杰出的贡献。
从司法实践上看，经济分析的第一个案件来源于汉德法官的判例：A、B是两艘轮船，A船上值班的工作人员没有抵挡住码头上花花世界的诱惑，私自登岸，致使A船在将近二十个小时的时间内无人看守；受海上大风暴的影响，B船发生偏离并撞到了A船，把A船底撞了一个洞；最终A船淹没。然后A船起诉B船，要求B船承担A船的损失。B提出了抗辩理由：B应该赔偿A的损失，但是应该减少赔偿数额，因为A本身存在过失。此时的问题在于，A船的工作人员没有留守在船上值班是不是一种过失？按照传统的说法，判断A有没有过失的标准是一个所谓理智人的标准：如果A的行为达到了理智人的注意水平，那他的行为就是合理的，他就不存在过失；反之，A就存在过失。但是汉德认为这种理论并不能解决该案的问题，因为什么叫理智行为、什么叫合理性，这种概念争论几百年都争论不清，所以最好的办法是用一种数学方法来解决过失的问题。于是在这个案件中法官说：要界定A是不是存在过失就要比较其成本是不是小于损失及损失的发生几率，用公式表达就是B
按照波斯纳的分析，判断A存在不存在过失实际上要比较两个因素：第一，A船雇用一个二十四小时在船上的水手一年的开销是多少；第二，一年当中A船发生损害的几率有多大。如果A船雇用一个二十四小时在船上的水手一年的开销是2500美金，而一年的平均损失是3000美金，那么A船应当雇用一个二十四小时留守在船上的水手，因为雇用一个水手的开销比损失要小。若A船不雇用水手那他就存在过失；这合乎经济效率的原则。反之，如果A船雇用一个水手一年的开销是3000美金，而一年的平均损失是2500美金，那么，A船不雇用水手不是过失，因为花费更多的钱来避免较小损失是一种不经济的行为，这不合乎经济效率原则。经济分析法学对于侵权法的冲击在于，它把传统的道德因素、合理性因素变成了数学模式；如果说早期的法律更多强法律调道德性的话，那么经济分析法学更多地讲究成本和收益。
我们用经济分析法学的方法来分析1905年的紧急避险文森特案，结论实际上就是：紧急避险就是以牺牲较小的利益来保全更大的收益，这点合乎经济分析的低成本高收益的原则，这一思路实际上和普通法大多数原则是一致的。按照波斯纳的分析，即使早期法律中没有提出经济分析法学的理论，但实际上普通法的精神与经济分析法学的理论是合拍的，最典型的就是风险转移的理论。比如为什么制造商要对最终的消费者承担产品责任？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制造商是一个企业，是一个强者，它可以通过控制产品成本的方式把这部分损失消化掉，所以出现产品责任的时候，让制造商承担责任是合乎经济学原理的。再比如，为什么雇主要对雇员的侵权行为承担责任呢？因为雇员所从事的工作是为了增进雇主的收益，基于这个原因，雇主应该为雇员的侵权行为买单，从而通过风险转移的方式对受害人提供法律上的救济。在波斯纳看来，早期很多普通法原则和经济分析法学的方法是类似的，只是经济分析法学产生之后使得经济分析的模式更加一般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