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求紧急避险的法理理由——道德可谴责性、经济效益和社会公平
徐爱国
【全文】
引言
本文从一个紧急避险的案例出发，展开讨论紧急避险侵权法抗辩理由的法理基础。近现代侵权法的理论基础是过错责任，但是，过错责任并不能够充分解释紧急避险人赔偿受害人的理由，因为避险人在实施避险行为的时候并无主观上的过错。首先，本文揭示过错责任的道德含义以及在解释紧急避险时面临的困境；其次，本文展示紧急避险抗辩理由中蕴涵的经济理由，以及经济分析与道德分析的冲突；最后，本文介绍基于矫正正义的紧急避险新道德分析。本文不是想要断定紧急避险应该遵循的法理理由，而是想要解释三种法理理由的内在含义，及其每种理由在法律解释中的理论局限。
一、一个紧急避险的具体案例
案件发生在1905年美国明里苏达州。一艘轮船开到一个港口的码头卸货，晚上将近十点的时候把货物卸完，但此时海上刮起了强烈的风暴，因此这艘轮船无法离开该港口。船长曾经发出过求救信号，试图让其它拖船把这艘轮船拖出该港口，但由于恶劣的天气，没有一个机构收到求救信号。在这种情况下船长尽了最大注意义务、以尽可能的审慎标准来保护这艘船。他用一根绳子将船绑到了码头上，由于海上的风暴继续加剧，海浪不断冲击该船，导致该船不断地撞击码头。这场风暴一直持续到第二天上午十点左右，之后该船获救。但由于该船的不断撞击码头被撞坏，于是码头的主人起诉了这艘船的船主，后来在法庭上陪审团判定其损失是500美金。
对于该船对码头造成的500美金的损害，被告认为他不应该承担责任。因为在该案中，他的行为实际上是一种紧急避险的行为，按照普通法的一般原则，紧急避险状况之下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换言之，既然是我是以牺牲比较小的利益来保全一个比较大的利益，那我的行为就是正当的，因为我的行为构成紧急避险，所以我不应承担码头损失的赔偿责任。而原告认为，毕竟是被告的船只撞坏了码头，给其造成损失，这是对原告财产权的一种侵犯。最后一审法院判定码头主胜诉，由船主赔偿码头主500美金的损失。船主不服，提起上诉，最后上诉到上诉院。
上诉院的法官对此案件判决发生了争议，大多数意见认为应该维持原判决，主要理由是不可抗力与紧急避险之间的区别。如果这艘船完全由于自然灾害而撞击了码头造成码头的损害，那么该损害并不需要船主来赔偿，因为这是一种“上帝的行为”。但在这个案件中，并非完全没有人为因素。虽然船主保持了一种正常理性人的注意水平，他不存在过失行为，但毕竟是因他个人的行为使得船撞击了码头，所以他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这个事情本身不是不可抗力，不是上帝的行为，而是一种紧急避险的行为。按照普通法的一般原则，紧急避险可以阻却其行为的违法性，但被告毕竟给原告造成了损失，所以他应当赔偿原告相应的损失。一位神学家说，一个将死之人可能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挽救自己的生命，如果在这种情形下他为挽救自己的生命而牺牲了他人的生命，在道德上是不可以指责他的，因为挽救自己的生命是人的本性；但即便如此，当你挽救自己的生命给他人造成损失时，同样应该对他人进行补偿。 本文中，我把这个案件称之为文森特案件。
到此为止，法官或者双方律师的工作可能已经完成了，可是文森特案件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紧急避险还要承担赔偿责任？按照传统的理论，紧急避险可以阻却其行为的非法性；既然我的行为是一种合法行为，那么，我是不应该承担责任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毕竟是该行为导致了他人的损害，于是冲突就产生了。按照紧急避险的理论，船主不应负赔偿责任；如果让船主赔偿码头主，这实际上遵循了早期侵权法的严格责任原则。
在文森特案中我们追究被告的责任是基于何种归责原则？是基于过错责任原则，还是基于严格责任原则？这就是这个案件所引发的冲突。如果遵循侵权法中的过错责任原则，那么被告可以免责，因为被告没有过错。反过来，如果要求船主对码头主进行赔偿，这实际上遵循的是严格责任原则。在具体的案件中，法官并没有解释这些问题；但在学者看来，至少在这一文森特案中缺少一种理论来解释两者之间的冲突。如何解释紧急避险致人损害的赔偿责任，是这个文森特案的问题之所在。很多法学家围绕这个文森特案写了相关论文，于是就产生了法哲学的影子。
二、传统的道德哲学与侵权法中的可责性
过错责任被认为是侵权法的核心，但是，按照法律史学家的研究，侵权法的严格责任只是近代的产物，是侵权法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而产生的一种归责原则 ，出于对19世纪工业革命的保护，法官们在普通法中创立了过错责任原则。 在这里，侵权法的过错责任原则与17世纪以来西方的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联系了起来。为了说明这一点，这里我们可以详细解释这样关于侵权法的两个命题：第一，侵权法的发展是从古代的客观主义严格责任发展成为近现代的主观主义过错责任；第二，过错责任的思想基础是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