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市场动荡事件一再表明,精英银行常常并未切实贯彻落实巴塞尔委员会和美国银行监管当局制定的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标准。巴塞尔委员会和美国银行监管当局制定了关于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体系的原则框架,并督促精英银行在实践中严格遵循。然而,精英银行却对切实执行上述原则框架漠不关心,或者不得不屈从于其盈利的目标。重要的问题是,是否由于在复杂的全球性金融市场环境中遵循这些原则难度太大,以至于市场纪律无法有效地发挥作用?或者因为遵循这些原则会影响精英银行的获利能力,以至于其中高层管理人员有意或者无意地不予执行?
最初,巴塞尔委员会(和美国银行监管当局)可能过分地依赖市场纪律了,他们认为这一机制能够间接地引导精英银行切实执行并加强全面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体系。最近发生的金融市场动荡,特别是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事件以及美国联邦储备体系理事会采用私人救助方案的做法都清楚地表明,精英银行的最高管理当局根本就没有贯彻实施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体系。美国银行监管当局不愿针对精英银行的这种“不安全和不稳健”的做法,或者针对精英银行因从事场外衍生产品交易活动而承担的周期性过高风险采取有效的监管措施。显然,美国银行监管当局无法或者不愿要求精英银行对其行为或者疏漏直接承担全部责任。我们实在难以预料这种“状况”(sound)将对银行监管中初见端倪的公私结合机制产生哪些影响。
六、结论
系统性的银行资本不足根源于政府在本国银行体系中和国际金融市场上基本角色的冲突。然而,从这一意义上讲,公私结合机制的特点必然会决定政府的作用。如果仅仅制定更为严格、详尽的风险资本标准,而不采取其他措施改善监管检查以及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体系的实施状况,那么就无法有效地解决上述问题。当前,无论在国际层面和国内层面上,还是在法律和经济方面,银行风险评估技术的发展都非常迅速,有关的信息也难于为外界知悉,这是银行资本充足率监管中的核心问题。这种风险评估技术包括对复合型场外衍生产品、其他金融产品和结构性交易以及有关的资产组合进行估价和再估价的方法。我们必须正确认识那些决定公私结合机制范围和重大问题的各种重要利益关系,这是运用风险监管与自我管理相结合的方法解决精英银行资本不足问题的前提。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体系的构建需要谨慎地和公开地平衡各种利益关系,从而使精英银行的利益不会对银行监管当局维护银行体系“安全和稳健”的目标产生不当影响,甚至凌驾于后者之上。
总之,公私结合机制的瘫痪通常是精英银行或者整个银行体系发生危机的前兆。因此,我们难以或者根本就无法孤立地分析随后爆发的危机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银行监管当局只有结合监管实践,经常地分析和评价风险监管和检查方案的有效性,才能保证这种公私结合机制的正常运行。风险监管和检查技术的有效性受很多因素的影响。其中,检查人员识别和评估风险的能力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另外,在检查过程中,检查人员的专业知识和独立性,他们能否获取有关信息,能否与银行管理当局接触,能否了解并利用内部审计人员的工作成果,是否了解银行业整体的现实风险等因素也都会影响监管的有效性。
然而,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最难以解决:第一,确保精英银行切实贯彻落实其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体系,并确保检查人员确实能够及时地识别和评估上述体系实施过程中出现的复杂和异常现象或者精英银行风险状况的重大变化。第二,确保银行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体系中存在的问题,以及现场检查和持续性监管过程中发现的问题都能够直接向适当级别的银行高层管理人员提出,并能够及时地得到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检查人员不能正确识别和评估某些业务中的重要风险,那么很可能直到发生了危机,有关问题才暴露出来。
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事件恰如其分地说明了这一点,因为银行检查人员居然未能发现精英银行贷款业务中的重大风险以及与对冲基金进行场外衍生产品交易可能面临的交易对手风险。显然,卷入这一事件的大银行和大型复杂银行在与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以及其他对冲基金和高倍杠杆率机构的交易中,并未切实执行其信用风险或者市场风险管理以及内部控制制度。此外,银行检查通常也无法揭示某些操作风险,例如内部人欺诈。最后,为了实时地评估和测算风险,各银行都运用了不同的内部模型。因此,银行的风险管理体系不仅复杂,而且各有特点。对银行检查人员而言,这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毫无疑问,大银行和大型复杂银行都建立和运用各种内部模型来评估那些与其风险状况有关的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这些内部模型都是针对具体的风险组合而设计的;不同银行针对相似风险组合而设计的内部模型也各不相同。内部模型的这种主观性特点给银行检查人员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因为他们习惯于一成不变地因循那些更为客观的模型和评估方法去分析类似的风险。当然,输入数据的性质也会影响内部模型评估结果的准确性,因为有相当一部分输入数据是在银行对场外衍生产品自行估价后获得的。毫无疑问,精英银行风险监管的内部模型法尚不成熟,银行监管当局应当尽最大努力确保其监管程序不被“边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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