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是之故，笔者以为我国在制定担保物权法时应当坚持其固有目标，为交易主体的自主选择创造有利条件，切莫心有旁骛，欲将市场外的问题置于市场法之中解决。
2 引入优先权应当谨慎
随着《
合同法》第
286条的诞生，少数学者主张我国应系统引入优先权制度， 对此笔者认为应当谨慎。
要使特定债权具有优先于其他债权甚至担保物权的效力，必须有明确的政策考虑。所以首先不应笼统地说要不要优先权，而需仔细分析要不要哪一种优先权。特别不能因为日本、法国有哪些优先权，所以我们也要这些优先权。比如说，日本确实有丧葬费优先权，但是这跟日本人重视丧葬仪式有关，当时的立法理由是能让穷人也死有所葬。 这样的优先权，中国是不是要，应该仔细分析，不可一笔带过。
其次，对于优先权的性质应有充分认识。近代民法的基本态度是∶保护债权人之平等，如有特定债权人需要享有优先地位，则通过当事人之间的特别约定，即约定担保制度来实现。而优先权制度实际上是借助国家的强力，对此自由主义原则加以修正。 从这个角度看，它已经脱离市场法的轨道，而具有社会法的色彩。该制度严重影响财产的交换价值，不利于财产流通；既危害其他债权人与担保物权人，也不利于债务人以优先权之标的物融资。其结果是∶一方面交易安全遭到破坏，另一方面令财产价值无法充分发挥，导致极高的社会成本。特别是存在于债务人总财产上的一般优先权，可谓弊多利少。 正因如此，近代民法对优先权的采用可谓慎之又慎，德国民法彻底抛弃一般优先权和不动产优先权，仅在动产上保留了一些法定质权，对这些法定质权特别强调加以公示。瑞士民法虽然有独立的法定抵押权制度，但亦要求以登记为成立要件，并依登记之先后确定与其他担保物权人的顺位关系。 日本学习法国，较为完整地引进优先权制度，而这一点或许正是日本的担保物权法劣于德国、瑞士之处。 从实践角度看，不动产先取特权在日本至多是个可有可无的赘物。 当今社会随着信用制度的完备，应尽量避免优先权，而采用其他信用方式，特别在一般的市场交易领域，应予废止。只是出于特定的、过硬的政策需要，方可例外设置一些优先权。而此所谓政策，似乎主要应针对市场自身无法解决的问题，即所谓市场外部性问题（如保护劳动者等）。
日本此次担保物权法修改，在强化不动产工事先取特权的效力问题上最终采取了谨慎的态度，实可谓明智之举。反观我国《
合同法》第
286条的制度，甚至对登记亦无要求，于是对交易安全的影响恐较日本的不动产工事先取特权更甚。该制度实际产生了怎样的效果？建筑业的利益是否可寻找别的途径加以保护（例如保证、保险等）？这些问题虽非本文范围所及，但确有必要详加探讨。
3 立法必须注重实践
透过日本的是次修改，我们或许可以再次认识到∶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只有实践才会出真知，才能塑造优良的法律。这一点在最高额抵押的修改问题上表现尤为突出。不可否认，日本制定最高额抵押法之时，汇集了众多学者与实务家，对制度的构造是经过仔细研究的，因此，最高额抵押成为日本一项重要的金融担保手段，被广采用。但是，完全靠逻辑推理、精心预测毕竟力有不逮。像确定请求权的作用、交易终止的标准之类的问题，经验证明理论上的合理性未必等于实践中的合理性。从立法角度说，随着实践的不断深入，对制度进行修改或许在所难免，不过，立法当时也应当尽可能地考虑到实践因素，务求实践中的合理性。
中国作为一个后进的法制国家，在这一点上反而可以具有优势，不仅有本国的实践为蓝本，还有外国的经验可以参照。同时，它也向我们的比较法研究提出了新要求，那就是不能停留于对外国法律、理论的研究，更要注重对其实践的研究，从而为中国的立法提供更为可靠的参考经验。
【注释】 省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