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引自科勒德克：《从休克到治疗》，上海远东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322页。
同上。
参见：Frye Timothy and Shleifer Anddrei.,“The invisible hand and the grabbing hand”，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May 1997(Papers and Proceedings), 87(2):354-58.；Jonathan R. Hay and Andrei Shleifer, 1998, Private Enforcement of Public Laws: A Theory of Legal Reform. A.E.R. Paper and Proceedings, May(1998), 88(2), PP398-403.
萨克斯、胡永泰和杨小凯，2000：《经济改革和宪政转型》，《信报财经月刊》，2000年第4、5、6期。
殷啸虎、房保国，1999：（《论我国现行“政策性修宪”模式的局限性》，《法学》，1999年第12期。
费孝通教授指出：“一国两制”的实现就是和“冷战意识”相对照的历史性创新，它体现了中华文化特点中的兼容并包精神，不同的制度可以在一定的条件下出现‘和而不同’的局面，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建设性题目”。参见：费孝通：《重建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回顾和体会》，《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
钱颖一：《市场与法治》，《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0年第3期。
综合开发研究院（深圳课题组）：《中国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及其政策选择》，《开放导报》，1999年第4期。
胡岳岷、朱雅，1996：（《私营经济的发展与中国社会结构变迁》，《长白论丛》，1996年第6期。
蔡定剑，1999：《历史与变革》，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21页。
李泽沛主编：《特区经济法教程》，法律出版社，第21页。
蔡定剑：《历史与变革》，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21页。
钱颖一：《市场与法治》，《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0年第3期。
信春鹰：《中国的法律制度及其改革》，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蔡定剑、傅静，2000）：《人大制度二十年发展与改革讨论会综述》，《中国法学》，2000年第2期。
朱苏力先生有一段比喻，可以形象地说明中国转轨经济的秩序治理和法律改革问题：“可以说，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秩序还只是一篇草稿，段落与段落之间无论在气脉上、文字上都有不衔接的地方，有病句，有修辞不当，有重复，还有误植的字和标点，甚至某些段落、句子含混不清、错误百出，令人完全无法理解和把握。但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需要修改文章”。参见，朱苏力：《阅读秩序》，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8-9页。
唐寿宁在《行政性一致同意——对中国公共职能机构改革的一个解释》（1996）一文中对行政性一致同意的有关概念和原理作了初步的论述，笔者受到他的启发。参见唐寿宁：《行政性一致同意》，《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5年冬季号。
尽管会有人更倾向于将
宪法视为内生于经济过程的各利益集团博弈的结果，但是在中国改革之初，由于长期计划经济的影响，利益集团的分化并不明显，即使有利益集团的区分，这些利益集团也因为缺乏讨价还价的能力，而难以对中央政府形成决策压力。因此，笔者更倾向于赞成林毅夫等人（1994）的观点，宁愿将中国起初的一些政策变量的选择看作外生变量。对于中国改革之初的
宪法变化（如：1978年
宪法将阶级斗争的有关内容删去），笔者也更愿意将其近似地看作中国共产党对内忧和外部竞争压力的一种外生的决策和理性反应。
Downs, Anthony,1957. An Economic Theory of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史蒂文斯：《集体选择经济学》，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23页。
萨克斯、胡永泰和杨小凯：《经济改革和宪政转型》，《信报财经月刊》，2000年第4、5、6期。
必须指出的是
宪法毕竟是国家和公民社会之间的正式契约，它应该在相对长的时间内具有稳定性，否则，将会导致公民的预期混乱。因此，在改革过程中，政府应清醒地认识到尽可能快地结束“政策性修宪”状态，向稳定的的规范
宪法过渡的必要性。
诺斯：《制度、制度变迁和经济绩效》，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诺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
Frye Timothy and Shleifer Anddrei.,“The invisible hand and the grabbing hand”，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May 1997(Papers and Proceedings), 87(2):354-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