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上所述，构成要件乃是一种抽象的、类型化的犯罪轮廓。而构成要件该当性的判断，就是看事实是否符合这种犯罪轮廓。因此，作为结论而言，只有符合或者不符合，而无法得出符合到什么程度的答案。从逻辑上看，这是一种“非此即彼”式的判断，是典型的“单值逻辑”。然而，当我们进入到违法性判断的阶层之中，情况就变得复杂起来。如果行为具备违法阻却事由，行为的实质违法性就被排除，此时当然不存在违法程度之问题；相反，如果行为不成立违法阻却事由，行为的实质违法性便会被肯定，此时，还必须进一步考虑该违法性之程度高低。从逻辑的角度看，它除了“是”与“否”的判断之外，还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判断，乃是典型的“多值逻辑”。此种程度判断的必要性，乃根源于两个事实：其一，违法性本来就涉及利益之间的权衡，因而，它必然会关注各种利益的性质、等级与重大程度，以便展开数量关系上的比较；其二，违法性不仅是影响犯罪是否成立的因子之一，而且还会在实质上影响罪责的程度，从而在量刑上具有重要价值。量刑在本质上是一种数量化的操作，由此，对违法予以程度性的考量就具有必要性。
（三）实体效果上的区别
1．相对人的容忍义务
还要看到的是，如果把构成要件与违法性作为不同的评价层次，就会在实体的法律效果上产生微妙区别。这首先表现为，构成要件不该当的行为，相对人没有容忍的义务；而虽该当构成要件但存在违法阻却事由的行为，相对人却有容忍的义务。比如，对于没有占有目的，纯为临时使用或者游戏开走他人汽车的行为，相对人可以正当防卫；但当开走他人汽车是为了救火的急需时，相对人原则上就不能防卫。在此，一个构成要件不该当的行为，并不一定是被法律所允许的行为，它既可能游弋在“法外空间”之中，也可能在其他法部门上被视为违法。在上面所举的行为中，没有占有目的，纯为临时使用或者游戏而开走他人汽车的行为，尽管不具备盗窃罪的构成要件，但却构成民法上被禁止的侵权行为。由此，它符合正当防卫的起因要件，可以引出正当防卫权。相反，一个符合构成要件但却具备违法阻却事由的行为，是一种被正当化了的行为，一个在整体法价值与法秩序上被视为“正确”的行为。它必须为相对人所容忍和接受，原则上不能进行防卫。此时，要合理地解释为何相对人具有容受义务，就不能将违法阻却事由理解为一般性禁止规范的一个部分（像消极性构成要件理论那样），也不能仅仅将其理解为一般禁止规范的内在限制，而必须肯定其作为许可性条件的独立地位。唯此方能合理地导出，许可性规范赋予了行为人在异常情况下的侵害权利，以及对应地，相对人负有容受的义务。
2．错误的类型划分
对于传统理论而言，将构成要件与违法性做层次上的区隔，还产生了实体上的另一后果：即错误的类型区分。在与构成要件及违法性相对应的意义上，错误被区分为：构成要件性错误与违法性错误（禁止错误）。这两种错误在“是否阻却故意”的问题上会产生不同的效果。通说认为，构成要件具有故意规制的机能。{19}亦即，故意是对构成要件的客观要素的认识、容认，于是，构成要件就规制了故意的认识内容与意志内容。一旦出现构成要件性的错误，就可能阻却故意的成立。相反，如果只存在违法性的认识错误（禁止错误），则没有排除故意的可能。{20}
在错误论中，对于违法阻却事由之错误，究竟是属于“构成要件错误”抑或“禁止错误”，存在巨大的争论。{21}按照传统理论，此种错误无疑属于“禁止错误”的范畴，不能阻却故意之成立。但如果取消构成要件与违法性之间的阶层之分，将违法阻却事由视为“整体构成要件”的一个部分，情况就可能完全不同。那样一来，违法阻却事由的错误就属于“构成要件错误”，而不是“禁止错误”，将产生阻却故意的效果。“消极性构成要件理论”的提倡者认为，后一种处理方式在法效果上更具妥当性，因此将其视为取消阶层之分的重要论据。
我倒认为，对于违法阻却事由的错误，必须做进一步地细分。第一种情况是，行为人错误地想象了一种正当化根据所必须具备的事实性条件。例如，行为人认为一个急冲向自己的人是抢劫犯，而将其击倒，而事实上那个人只是想要问路。此种错误的本质是：行为人首先对某种事实前提产生了错误认识，进而对自己行为的法律性质发生错误认识。在这种情形下，事实前提的错误是关键性的、本质性的，而对行为的法律性质所产生的错误，则只是附生性的、必然被包含的。因此，我将此种错误视为“不纯正的违法性错误”，或“实质意义上的事实错误”，并赞同对其比照构成要件性错误来处理。第二种情况是，行为人对事实性前提没有任何错误认识，而纯粹是对自身行为的法律性质发生了错误认识。例如，在处罚堕胎罪的国家里，一名妇女让一个没有行医执照的人为自己进行了堕胎，她以为这种行为是受“自决权”保障的；一名官员接受了礼品，他错误地认为，这是作为习惯法上的正当化根据所允许的；行为人在遭遇对方极为轻微的攻击行为时，将对方打成重伤，他认为自己是在行使无限防卫权。前两个事例所涉及的，是对一种完全不存在的正当化事由的错误认识。行为人认为自己在从事正当化行为，而事实上该行为在法律上根本不是正当的。第三个事例则是对正当化事由的界限发生错误认识．把正当化根据的界限划得太宽。这些错误的共性是，对行为事实本身没有错误认识，但对行为在法律上的性质—“是否被允许”，则发生了错误认识。它们处于禁止错误的核心位置，可谓是“纯正的违法性错误”。对这种错误而言，无疑不能排除其故意的成立，而必须在责任的范围内，根据其是否具有“可避免性”来讨论其归责可能性。根据上述的分析，如果我们将“不纯正的违法性错误”排除在禁止错误之外的话，传统的错误分类也不是不能被维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