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地，在构成要件与违法性的关系上，麦耶提出：“所有的构成要件都是违法性的认识根据。构成要件与违法性之间是烟与火的关系，烟不是火，烟不包含火，但它可以得出火存在的结论直到提出相反的证据。”{3}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基本上就可以推断其具有违法性，除非具有违法阻却事由。由此，迈耶在形式上确立起构成要件与违法性的认识关联。但是，由于麦耶将规范性因素排除出构成要件的范畴，在整体上仍然维持了构成要件的价值无涉立场，因此，他根本不可能合理地说明这种形式关联背后的实质价值关联。于是，“其理论还是与贝林的一样，把构成要件作为与违法性、责任相并列的独立的犯罪成立要件”{4}
（三）违法性存在根据论
麦兹格（（Edmund Mezger）在麦耶理论的基础上更进了一步。他从正面承认了构成要件中存在规范要素，而且，他还提出了比麦耶预想得更多、更广的规范性构成要件要素。根据评价的尺度是源于法律规则、文化观点还是主观性的法官判断，麦兹格将规范性构成要件要素概括为法律的、文化的、主观裁决的三大类别。{5}
由于肯定了规范性要素的地位，并远离了构成要件的无价值性立场，因此，麦兹格在更为紧密的关系上来把握构成要件与违法性的关系。在他看来，构成要件乃是“特殊的、类型性的违法”，或者说是“违法类型”。这是因为，刑事立法是直接宣告违法性的，它通过构成要件的规定，设定了特殊的、被类型化了的不法。因此，构成要件的相符性，不仅仅是违法性的认识根据，而且也是违法性的实在根据（ratio Essendi）。{6}麦兹格的这一学说，是在实质上、价值上来把握构成要件，认为在构成要件的判断中，必须考虑实质的违法性。因此，只要是作为违法性基础的事实，主观的要素也好，规范的要素也罢，都包含在构成要件的观念之内。他指责将构成要件与违法“不自然地分离”，强调立法者创造构成要件的行为，已经直接包含着违法性的意涵和作为特殊违法类型的违法性阐释。因此，不同于贝林和麦耶，在麦兹格那里，构成要件不再仅仅是判断的对象和标的，而是自身就已包含了对其范畴内所有行为的直接价值评判。构成要件与违法性的区别仅在于，通过构成要件得出的“法律的无价值判断”是暂时的。如果存在违法阻却事由，这种“法律的无价值判断”就可以例外地予以阻断。这种将构成要件看作是“伴随着例外保留条件的违法性判断”的观点，显然已经与构成要件无价值性的观点彻底决裂。
（四）违法构成要件论
在麦兹格提出构成要件包含了“暂时的无价值判断”的理论之后，一些学者作出了应对性批评。其中，最不可回避的理论困境在于，如果构成要件只是暂时的无价值判断，即只有部分的刑事不法，就无法合理解释为何在违法性层次则具有终局的全部的刑事不法。假若人们不愿退回到无价值的构成要件学说，则只有将所有对于违法起决定性作用的要素还原到构成要件之中去，才能克服以上的困难。这样，构成要件就不仅止于“暂时的”无价值判断，而是一种“终局的”无价值判断；构成要件就必须包含全部的违法要素，而不是只包含其中的一部分。鉴于构成要件具有这种决定违法的功能，在特别部分的单个规定中，被界定的要素、正当化要素和行为义务要素之间便并无区分。{7}这就是违法构成要件说的基本主张。
（五）消极构成要件论
作为“违法构成要件说”的具体化，“消极性构成要件理论”提出更极端化的理论主张。Baumgarten在其经典名作《犯罪论结构》中认为，构成要件该当性与违法性不应视为两个相对独立的层次，而是应该结合起来成为一个整体，即“综合不法构成要件”，亦称“整体构成要件”。{8}这是因为，对于某一行为，在判断其是否具备刑事不法时，不仅要探讨构成要件是否该当，而且必须以同样的程度，去考察是否成立违法阻却事由。因此，对于违法阻却事由，可将之作为“综合不法构成要件”的负面或消极构成要件。要成立刑事不法，则此种消极性要素不能存在，如果存在，则行为不再成立刑事不法。
“消极性构成要件理论”的提出，最大程度地扩展了构成要件的疆域，并由此统合了传统的违法阻却事由。这在理论上导致了一个极为严重的后果：即从根本上颠覆了构成要件该当性与违法性并立的结构安排，并在“综合不法构成要件”的名义下，将构成要件该当性与违法性整合为一个评价层次。传统的三阶层结构，从此转换为两阶层的结构，即由构成要件该当性加上有责性构成。构成要件在包含了全部的不法要素的意义上，成为有责性判断的标的物。{9}
（六）小结
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在贝林最初的预想中，构成要件乃是描述的、价值无涉的范畴，其与违法性的实质价值评判之间保持着截然的界限。然而，从中性无色的构成要件论，到规范性的构成要件要素的发现，再到主观的构成要件要素之提倡，构成要件的观念逐步扩张。同时，伴随着构成要件观念的扩张，构成要件与违法性的关系也日趋紧密。从违法性认识根据说到违法性存在根据说，从违法构成要件论到消极构成要件论，构成要件与违法性的“观念形象”不断拉近。与这一趋势相对应，随着构成要件观念的扩张，违法性判断的内容则被不断掏空，部分地、甚至全部地前移到构成要件的层次中予以判断。由此导出的结果是：构成要件和违法性之间的界限不断地模糊化、集结化乃至融为一体，从而势必在体系上引起剧烈震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