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可以被公众广泛接近的作品来说，最能体现著作权法的激励机制、平衡机制和对价机制。在上述情形下，著作权人能够从作品的商业化中获得巨大的利益，公众也能从作品的公开传播中接近该作品并获得知识和信息，而竞争性作者也能在该作品的基础之上创作出新的作品。也就是说，作者、作为使用者的公众和作为未来作者的竞争者都能从该作品著作权保护中取得适当收益。同时，不能或者难以被接近的作品，也能够体现著作权法的上述机制，原因是这类作品著作权实现程度和公众接近作品的程度具有对应性。
当代的著作权法与其他知识产权法一样，在利益的天平上存在着向权利人倾斜的趋向。公共利益的精妙平衡是著作权立法迫切要解决的任务。在著作权法中保障公共利益的关键，是确保公众对作品必要的接近，包括确保不被保护的要素成为后续作者创作的素材，从而使这些未来作者使用那些要素创作出新的和不同的作品。著作权法通过鼓励新作品的创作和传播，促进了社会利益。为了实现著作权法的宗旨，公众应能接近新创作的著作权作品。著作权在形式上表现为著作权人的私人利益与接近作品之上的公共利益的冲突，但在实质上则存在一致性。特别是考虑到作者本身是其他作品的使用者，作者创作离不开对他人作品的吸收和借鉴，任何作者对因其作品而产生的利益不能完全由其独占。因此，在设计整个著作权法时，在进行利益选择、利益整合和协调上，怎样保障公众对作品的适当的、必要的接近是与保障作者的著作权同样重要的。[31]著作权法可以视为在对作者的激励和向公众接近的成本间的平衡。[32]更大的著作权保护使消费者和使用著作权作品的其他作者接近这种作品的成本更大。这样一来，著作权法经常谈到实现平衡的问题，无论是在作者和公众之间还是在作者与后续作者之间加以平衡。
著作权法禁止对作品的擅自复制旨在促进更加广泛的包含在这种创造性作品中的思想、信息的传播。考察我们今天的著作权制度，无不体现了对接近的公共利益的保障：原创的作品受到保护，但并不是作品的所有因素都受到保护。在作品中存在着非保护性因素，如思想、事实、信息不受著作权保护。这些因素可以被后续作者和一般的使用者自由使用。即使是取走了作品中一般被保护的因素，也可以通过合理使用等原则调整这种平衡。通过尽量地调整这些平衡，著作权法试图为未来作者创造良好的“营养环境”，并且确保为作品的消费者即使用者提供足够的合乎需要的作品。
2）著作权法宪法目的之实现：接近的实质意义
确保公众对著作权作品的接近从根本上体现了著作权法对公众利益的关注。著作权法是我们社会文化的一部分。“从信息的公有带来的重要的社会化利益为著作权法注重公众的接近提供了正当性。”[33]著作权立法的一种重要思想即是将公众利益放在重要位置，著作权的存在甚至被假定是为了公众的利益。在著作权的宪法视野方面，如果公众在有些情况下能够优先获得复制品，即使在某种程度上有更少的作品被出版，公众的选择仍然是决定性的。禁止公众复制他所需要复制的东西没有正当性。有学者还指出：只有关注公众的利益和公开的信息流动我们才能确信公众利益优先。[34]另外，在深层次意义上，著作权法也鼓励其他作者在原有作品的基础之上创作新的作品，从而将表达延伸到新的领域。国外判例也认为，“竞争者对作品的接近在著作权法中十分重要”[35]。作品的竞争者创作出竞争性作品无疑需要接近他人作品的表达和思想，特别是就同一思想创造出竞争性的表达来说更是这样。正因为接近在著作权法中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有的学者甚至从“权利”的角度提出了著作权法的保障问题。如杰斯咖·黎特曼明确提出了用户“阅读权利”的概念，主张应修改著作权法以确认个人的一般的阅读、评论和收听作品的合法复制品不构成对著作权的侵犯。[36]
其实，著作权法对接近作品的保障，表明了对信息的接近在著作权政策中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在财产权和与新技术相关的信息间接近的平衡是任何著作权政策的目标。对作品的接近应当是著作权理论的核心问题之一。正如帕麦拉·萨姆兰森在评价美国著作权政策时所说的一样：著作权政策起源于宪法起草者的信息自由、广泛传播将促进技术和经济增长的确信。他们看到了知识为社会和个人获得的意义。[37]确实，美国第一部《宪法》规定知识产权条款不是没有原因的。宪法的起草者把对知识的自由接近看成是建立一个新国家的实质性步骤。这样，为了实现著作权的宪法目的，公众必须能够接近著作权作品。公众接近思想的收益明确地或者默示地来自于对表达的接近。这样一来，我们应当拥护这样的政策，即“对著作权材料实质性使用的特权是为了偏向于公众接近的政策”[38]。鉴于接近作品对保障公共利益的重要性，笔者认为确保公众对作品的适当接近是当代著作权法利益平衡机制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