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责性从本意上，即应与归责原则相对应，归责原则决定着归责性之有无，具有归责性时，责任即可归责于该当事人。债法总论中，债的给付不能、不完全给付及给付迟延等，均考虑是否有可归责于当事人的事由（参见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225、226、227、230条之规定。）。对此，有学者认为：何谓“可归责”？大多数的情形是指“故意或过失”而言，但不尽如此。于契约关系尚须视具体情形，就个案认定之。有时必须有重大过失，始论为可归责。有时纵无过失也论为可归责于债务人，例如陷于给付迟延中之债务人，就因不可抗力所发生之给付不能，也应论为可归责于债务人。[4]172-174而给付迟延中的可归责，通常虽指债务人就未于约定或法定期限为履行债务之给付有故意或过失的情形，但为何不直接规定为“故意或过失”，理由正在于，债务人在具体债务关系中应负之可归责事由不一定相同，规定为“可归责”，能适应各种情形之规范上的需要。[4]105另有学者认为，可归责仍以过失为中心向上向下移动而规定或酌定。[5]73

　　侵权行为法中，人们倾向于将可归责性问题等同于“过错”的认定，对于被告来说，如果认识到、和避免不当行为都是不可能的，他对其不当行为就不具有可归责性。[6]302-303另有学者认为：依传统的侵权行为理论，“过失”实即等于“归责”，换言之，即过失不仅意味着归责构成要素之内含的意义，同时代表归责界限的外延说明，在此意义下，过失责任主义一语，与归责原理，犹如同义词。[7]2

　　笔者认为，传统民法中对归责性的理解，多系以过错责任为语境，但却过度忽视了无过错责任之下的归责性问题，这与过错责任曾经的中心地位不无关系。而实际上，无过错责任之下，特定事由的存在，也可以确立归责性，并且，责任的分配也必然是以归责基础的存在为前提。从广义上来看，所有具备归责基础的当事人，均可被认为是具有可归责性。问题的关键在于，二元归责体系之下，过错责任之中仅以过错的存在作为确立归责性的必要条件，无过错责任之中又一般不考虑过错有无的问题，也不以判断归责性有无之思路来确立责任，归责性因而被割裂。这样的思路在侵权法中并没有形成严重的障碍（过错责任、无过错责任之间的界限并非泾渭分明，而且在过错责任内部，过度忽略过错的程度之维，本身就是一个错误。过错、无过错责任之中的归责性，可以形成一种无缝的归责性系列，呈现为绵延不断的上升状态。只是现在的二元归责体系，试图在其间划分出明确的界限而已。），但却忽略了责任法中有些领域的特殊性，许多场合下责任的成立，并非以单一归责原则为准据，现有的归责原则所确定的归责性之存在，均可确定责任的归属。故需要一种贯通性的思考，形成连续的归责性系列，无需以过失为界人为地切割归责性。前文学者所言的所谓“规定为‘可归责’，能适应各种情形之规范上的需要”，反应的正是特殊领域中归责性的此种特性。

　　表见代理领域，属于此种需要数归责原则并存的领域，对此，德国学者讨论了诱因原则(Veranlassung-sprinzip)、过错原则(Verschuldensprinzip)、风险原则(Risikoprinzip)在信赖责任中的适用，[8]373-490而表见代理中的责任属于信赖责任范畴。这样，表见代理中的归责性，可以包括过错在内的几乎所有的归责因素，归责性包括但并不限于过错。一般意义上的归责性，可以将所有可作为归责基础的事由均涵盖进去，本文也是在此意义上使用“归责性”一词。

　　三、何以需要归责性：比较权衡框架的建立

　　(一)无归责性者不承担不利益之原则

　　责任为不利益之承担，责任的成立必然需要归责基础的存在，没有归责基础就不应该承担不利益，有归责基础，就有归责性。过错责任之中，归责基础为行为人的过错，有过错即有归责性；无过错责任中，并不以过错这样的归责性作为责任成立的必要条件，但责任的成立必然需要其他的归责基础。从逻辑层面来看，法律制度中的责任系依据一定的归责原则来确立，责任成立的逻辑前提便是，已具备特定的归责事由；从价值层面来看，法律根据一定的价值判断，将某些因素确立为分配不利益的准据，进而表达为不同的归责原则，并以归责原则的贯彻来保障责任分配的妥当性，具有归责性也因此成为价值实现的当然要求。可见，无论从价值层面还是从逻辑层面来看，责任的附加，必然以归责性的存在为前提。任何否定责任成立之归责性要求的主张，均是反逻辑和反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