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方治理架构，监於双方专属资产交易的成本过高，需要一种中介性的制度形式，又可称为新古典契约（neoclassical contract）[33]。相较於古典契约，新古典契约减轻了契约条款的严谨性，由於无法预期未来发生的情况，故使契约双方当事人保有自主的弹性，所签订的契约大都为不完整契约，而双方当事人产生纷争时，不是交由法院裁决，而是藉助第三方帮助（仲裁）解决纠纷。一方面其具有商业性，解决纠纷效率较高，另一方面其具有专业性，可降低法院裁决交易的成本，同时具有非公开性，可避免商业秘密的泄漏，而采用此种方式者，通常是以持久合作为目的。
3.双边治理架构
双边治理架构又被称为关系契约（relational contract）[34]，此种关系契约适
合用於持久、复杂、具适应性的交易，通常市场交易双方对於消费品和中间产品所获得的利益是不一致的。对於消费品而言，产品质量和数量不能适应消费者需求和市场定价需求时，一般采取质量与数量调整的作法，如果交易双方当事人希望维持合作关系，则双方能就所信赖的条款做出调整，此种治理结构关键在於交易双方的相互适应性，因适应性而有效降低交易成本。
4.内部化的治理架构
内部化治理结构又被称为科层化治理架构（hierarchy），适用在资产专属性
高，且频繁的交易。在此种情况下，采取此种治理结构的优点在於强调适应性，藉由上下一体组织权威的关系，可以确保双方获得最大的利益，使价格调整的措施更加完善，如果内部制订有各种激励机制，无论怎样调整产量，都能使交易双方获得最大的利益，当产生纠纷时，原则上由组织内部解决所有纷争，而非经由法院审理判决。
根据以上讨论，我们可以得到几点结论，首先，威廉姆森认为任何复杂的契
约，因为人们有限理性、机会主义的行为，无可避免将成为不完整契约。此种不完整契约可能伴随着道德风险、逆选择、欺骗、拿翘的风险，同时，威廉姆森认为资产的专用性、交易频率、不确定性等因素，将影响交易成本的高低，有远见的交易双方试图提供事前的管制结构，以舒缓可能带来的风险。而经济组织中最核心的问题在於适应性[35]，威廉姆森提出了四种类型的商业组织：市场治理架构、三方市场架构、双边市场架构，以及内部化治理架构，进一步认为必须依据交易的特性而选择适当的商业组织架构，以降低交易成本而达到双方效率的极大化[36]。
圖表 4
综上所论，威廉姆逊将科斯交易成本与厂商理论予以发扬光大，并结合法学、经济学与组织理论，建构出一套独特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架构。依此架构，我们在分析商业组织时，应先观察它所涉及的「交易特徵」，然後将这些特徵透过「组织内的契约架构」，与「治理」这个组织核心予以连结。在分析过程中，纳入不完整契约、专用性资产、道德风险、逆选择等概念，以探讨各种组织性组合的特性与利弊得失，并进一步评估它们何者较能节省「交易成本」。此说以「架构性分析法」（discrete structural analysis）来补充传统「边际成本分析法」（marginal analysis），使我们得据以分析比较不同的商业契约与组织，因此具有很高的可操作性。影响所及，市场中五花八门的商业组织，不啻成为充满生命力的有机体，好似「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从事组织创新与竞争。是故，「比较契约分析」（comparative contractual analysis）或「比较制度分析」（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is）乃成为分析商业组织的法宝。
肆、兼论契约型与公司型共同基金组织
为说明法学、经济学与组织学的互动关系，以下进行共同基金（我国称证券投资信托[38]）法制的比较分析。应注意者，虽然各国法律架构存有歧异，但此种商业组织之经济功能其实相同，故以「共同基金」泛指两者。其次，共同基金可分为开放型及封闭型两种，区分标准为是否得买回，若投资人可请求买回者称为「开放型」，否则称之为「封闭型」。大多数的投资公司均具有得买回之特性，所以习惯上各界多以「共同基金」（mutual funds）统称之。再从投资标的来看，可能包含上市柜公司股票、未上市股票、期货等，不一而足。为求分析之可操作性，本文针对最典型的基金架构来进行分析，即采开放式（具买回权）且投资上市公司股票（变现性高）的基金。
虽然共同基金的经济功能相当单纯，但自比较法观点而言，各国对共同基金却采取不同的规范方式，最明显的例证即「公司型共同基金」（如美国法制所采）与「契约型共同基金」（如日本与我国法制所采）。此外，有些国家（如法国）一直兼采「公司型」与「契约型」[39]，日本法後来亦跟进，兼采公司制与契约制。此种歧异突显的议题包括：为何「信托」、「契约」、「公司」等三个民商法中基本（但相异）的法律概念，会同时出现於证券投资信托的法制？究竟公司型与契约型间存在何种差异？究竟这些差异应如何加以解释？这些差异在规范上又有何启示？以下即针对美国与我国的相关法制，来探讨这些问题。
一、共同基金之经济功能与基本架构
依学说及各国法律规定，证券投资信托制度具有下列几点特性：1.证券投资信托乃将不特定之多数投资人之资金，汇集在一起成为一基金。2.证券投资信托乃运用该基金投资於有价证券。3.证券投资信托乃以获取资本利得或股利收入为目的，而非以取得发行公司经营权为目的。4.证券投资信托乃应用危险分散原则，对多种证券投资标的进行投资。5.证券投资信托乃由对证券投资有专门知识及经验之人为管理运用[40]。综合以上特性，则证券投资信托乃基於危险分散原则，由具有专门知识与经验之人，将不特定多数投资人之资金，运用於证券投资[41]。
自较抽象的层面来看，证券投资信托涉及的基本法律关系其实相当单纯。我们可将之视为一个存在於多数投资人与一投资顾问间的契约，这个契约的目的在於发挥共同基金的基本功能─分散投资风险与专业经营[42]。当然，在现实世界中这种型态的共同基金可能产生重大弊端，因为投资顾问一方面负责投资决策，一方面又掌管资金进出，自然较易发生监守自盗、贪污舞弊的情事。然而，由於投资人人数众多，多缺乏能力与诱因来积极监督这些弊端。在此情况下，立法者在设计证券投资信托制度时，就会规定在这个双方关系中增加另一个重要当事人，这个当事人可负责监督投资顾问，或至少负责保管基金资产，以保障投资人的利益。至於这个负责监督的第三人应为自然人或法人？如上所述，这个人应由组织健全及信誉良好的机构担任（如银行或信托公司），以减少因破产所带来的风险[43]。此外，这个第三者也可以是一个专门设置的机关（如公司的董事会）。
其次，为使投资顾问的分工与专业功能得以充分发挥，投资人宁可舍弃传统委任与代理契约方式，而选择将基金资产的管理与处分权利移转给投资顾问。但裁量权的扩大会带来权利滥用等弊端，因此必须在契约中约定较严格的「信赖责任」。此外，投资人也希望共同基金的资产能具有相当的独立性，使投资人仅须负担对物（或对金钱）的有限责任。再者，再健全的机构也可能倒闭，因此对於投资人而言，防止这个破产风险最好的方法，系透过
信托法规定，使监督机构的债权人不得针对基金资产来强制执行，甚至投资顾问亦应适用这个规定。上述的信托安排正能配合这个需求，因此证券投资信托制度於焉诞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