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是确定具体刑罚权存在与否的追诉程序，刑事犯罪后，国家对于被告人立即产生刑罚权，但是仅能一次为限。就被告人的特定犯罪事实，只能受到国家一次性的追诉处罚，不能重复追诉处罚相同的犯罪事实。从程序层面而言，一事不再理表现为对于同一案件禁止再诉，包括判决前禁止重复起诉、维护对生效实体判决的既判力。在实体层面上，一事不再理的用意在于对同一案件禁止双重处罚，即对特定被告就其所犯特定犯罪事实，最多受一次处罚，俗称“一事不两罚”。一事不再理中的“事”，不“告”不理中的“告”、案件“同一性”中的“同一性”都有待于正确理解，过宽过窄的法律解释都会产生弊端，所以在各种权衡和考量之下，刑事诉讼都必须寻求一个合乎原则但又宽严适中的解决方案。
案件“同一性”中的“同一性”的范围要与不告不“理”中的 “理”的范围，要与不告不理中的“告”的范围、一事不再理的中的“事”的范围应等同起来。详言之，“同一性”的范围既是起诉不可分的范围，也是审判不可分的范围，更是禁止再诉的范围，案件的“同一性”的范围有多大，起诉的范围就有多大；起诉的范围多大，审理的范围就有多大，一事不再理的范围就有多大，既判力的范围就有多大，应该一贯之。
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一事不再理原则（或禁止双重危险原则），许多条文规定以及实际做法与一事不再理原则的精神相悖离。主要表现为：（1）对于检察机关提出的有罪证据不足而被宣告无罪的案件，如果其裁判发生法律效力后发现了新事实、新证据，可以重新起诉，人民法院应当受理。[94]（2）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在认定事实上或者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是提起审判监督程序的理由。[95] 但是程序性违法不作为提起审判监督程序的理由，也不区分有利于被告人和不利于被告人的情况，法院作为审判机关可以主动启动不利于被告人的审判监督程序。我国关于提起审判监督程序的具体规定比较凌乱，大大增加了审判监督程序提起的随意性，不利于程序的安定性和被告人权利的保障。
侦控方一旦不能在最初的追诉中，证明被告人有罪，就失去了再行启动诉讼程序的可能。由于放纵犯罪带来的社会成本比冤枉无辜的社会成本要低，所以即使间或出现这种情况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如非要穷追猛打，法的安定性受到伤害，权衡比较选择遵循一事不再理的诉讼收益还是值得的，确保审判的及时终结，省掉了再次投入的司法资源。
被告人从禁止双重危险原则中得到的收益较大，尤其同窄的一事不再理相比较。宽的一事不再理延伸到对犯罪行为的起诉，与禁止双重危险有异曲同工的效果。鉴于我国在刑事诉讼中发生的与该原则相抵牾的情况，确立这个原则还是利大于弊。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庭在1956年3月20日，曾经作出过的一项判决（对某一犯罪事实）以杀人罪作出的“宣告无罪判决”，再按照“疏忽大意之过失杀人” 的罪名（对这一事实）提出的新的追诉不予受理。[96] 就是一个较好的例证。
【作者简介】
刘晓东，中国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
【参考文献】[①] 宋英辉：《刑事诉讼原理导读》，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页188。
[②] 陈瑞华：《问题与主义之间——刑事诉讼基本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页376以下。
[③] 陈瑞华：《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版，页375－376。
[④] 宋英辉：《刑事诉讼原理导读》，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页189。
[⑤] 法国1789年《人权宣言》第7条：“除非在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并按照 法律的所规定的程序，不得控告、逮捕和拘留任何人”，1791年法国宪法又加以确认。
[⑥] 美国联邦
宪法第
14条修正案规定了正当法律程序。
[⑦] 内容为：“每个人都享有人身自由与安全的权利，任何人不得被任意逮捕或羁押，除非依据法律所规定的理由并遵守法定的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
[⑧] 宋英辉、罗海敏：“程序法定原则与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载《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2月。
[⑨]【意大利】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黄风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页31。
[⑩] 宋英辉主编：《刑事诉讼原理》，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页90。
[11] 卞建林：“无罪推定”，载陈光中等主编《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与中国刑事法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页102。
[12] 陈瑞华：《刑事审判原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版，页137。
[13] 陈朴生：《刑事证据法》，台湾三民书局1972年版，页311。
[14] 参阅
刑事诉讼法第
28条、第
15条、第
60条第2款、第
80条、第
219条。
[15] 卞建林主编：《刑事证明理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页223。
[16] 有关诉讼成本转嫁模式的具体分析请参阅刘晓东：“简论刑事审判程序成本转嫁政策”，载《法大评论》第4期，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页48。
[17] 郭道辉：“实行司法独立与遏制司法腐败”，载《法律科学》1999年第1期。
[18] 陈瑞华：《刑事审判原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版，页145。
[19] 这方面的文献非常多，可参看，Richard A. Posner， The Economics of Justi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特别是第一编；以及，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John E. Roemer， Theories of Distributive Justi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20] 请参阅，Richard A. Posner， The Problems of Jurispruden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387；Richard A.Posner Economic Analysis of Law， 4th ed.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92， pp251.
[21] 苏力：“制度改革的逻辑错位——评《
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及专门人民法院院长、副院长引咎辞职规定（试行）》”，中国民商法律网。
[22] 参见苏力：“论法律活动的专门化”，《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页129以下。
[23] 贺卫方：《司法的理念与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页237以下。.
[24] 李文健：《刑事诉讼效率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页195。
[25] 王铁玲、陆而启：“论审判独立的公正与效率价值”，中国民商法律网，2002年11月2日。
[26] 【美】罗伯特·考特等、托马斯·尤伦：《法和经济学》，施少华等译，张军审校，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页350。
[27] 【美】罗伯特·考特等、托马斯·尤伦：《法和经济学》，施少华等译，张军审校，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页350。
[28] 马怀德：“法官如何独立” 载于正义网，2002-6-11。
[29] 龙宗智：《刑事庭审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2001年版，页95。
[30] 龙宗智：《刑事庭审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2001年11月第1版，页33。
[31]【美】欧文·R·考夫曼：“维护司法独立”，载《法学译丛》1981年第3期。
[32] 马怀德：“法官如何独立” 载于正义网，2002-6-11。
[33] 林钰雄：《
刑事诉讼法》（上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页212。
[34] 林山田：《论刑事程序原则》，载《台大法学论丛》第二十八卷第二期。
[35] 陈瑞华：《刑事审判原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35页。
[36] 对于何谓“经起诉之犯罪”，第267条规定：“检察官就犯罪事实一部起诉者，其效力及于全部。”因此，在我国台湾刑事诉讼法学中，关于事实同一性（即“何谓一罪”）的讨论，一直占有很重要地位。
[37]【德】克劳斯·罗科信：《
刑事诉讼法》（第24版），吴丽琪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页99。
[38] 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国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1998年9月2日发布）第178条之规定。
[39] 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国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1998年9月2日发布）第176条之（二）项之规定。
[40] 对该问题的详尽分析可参阅：宋英辉：《刑事诉讼原理导论》（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四章第三节；
陈卫东、李奋飞：“刑事诉讼中的控审不分问题研究”；陈瑞华：“刑事诉讼中的重复追诉问题”，载陈瑞华《问题与主义之间——刑事诉讼基本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41] 转引自宋英辉主编：《刑事诉讼原理》，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页98。
[42] 转引自【美】理查德·A·波斯纳：《证据法的经济分析》，徐昕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页153。
[43]【美】理查德·A·波斯纳：《证据法的经济分析》，徐昕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页155。
[44] 详细请参阅【美】理查德·A·波斯纳：《证据法的经济分析》，徐昕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页155。
[45]【美】理查德·A·波斯纳：《证据法的经济分析》，徐昕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４年版，页156。
[46] 宋英辉、吴宏耀：“任何人不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及其程序保障”，载《中国法学》1999年第2期。
[47]【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７2年版，页27。
[48] 宋英辉 吴宏耀 《刑事审判前程序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页372—373。
[49] 宋英辉：《刑事诉讼原理导论》，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页224。
[50]
刑事诉讼法第
34条：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可以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被告人是盲、聋、哑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51]【美】迈克尔·D·贝勒斯：《法律的原则—— 一个规范的分析》，张文显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页52以下。
[52] 宋英辉，吴宏耀：《刑事审判前程序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页397以下；另见宋英辉、李忠诚：《刑事程序功能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页87以下。
[53] 樊崇义主编：《
刑事诉讼法修改专题研究报告》，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页213。
[54] 青锋：《我国律师法律制度论纲》，中国法制出版社1997年版，页444。
[55] 廖永安：《诉讼费用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页119。
[56] 廖永安：《诉讼费用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页133以下。
[57] 转引自江礼华等主编：《美国刑事诉讼中的辩护》，法律出版社2001年，页274。
[58] 陈瑞华主编：《刑事辩护制度的实证考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页176。
[59] 参阅《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第44条之规定。
[60] 宋英辉：“《日本
刑事诉讼法》的‘译者说明’”，载《日本
刑事诉讼法》，宋颖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页9。
[61] 参见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625－1；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364条a、第364条b第1项、第451条第2项。
[62] 陈光中主编：《
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页49。
[63] 刘晓东：“简论刑事审判程序成本转嫁政策”，载《法大评论》第4期，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页48。
[64] 陈光中等主编：《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与中国刑事法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页251。
[65] 程荣斌主编：《中国律师制度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页209。
[66] 刘晓东：“简论刑事审判程序成本转嫁政策”，载《法大评论》第4期，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页47。
[67] 宋英辉：“《日本
刑事诉讼法》的‘译者说明’”，《日本
刑事诉讼法》，宋英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页9。
[68]【日】山口守一：《日本
刑事诉讼法》，刘迪等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页161。
[69]【德】克劳斯·罗科信：《
刑事诉讼法》（第24版），吴丽琪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页150、页393。
[70] 宋英辉主编：《刑事诉讼原理》 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页286。
[71] 林钰雄：《
刑事诉讼法》（下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页147；【德】克劳斯·罗科信：《
刑事诉讼法》（第24版），吴丽琪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页117。
[72]【日】松尾浩也：《日本
刑事诉讼法》，张凌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页276、页283。
[73]【德】克劳斯·罗科信：《
刑事诉讼法》（第24版），吴丽琪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页130。
[74] 转引自樊崇义主编：《
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与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页第438。
[75] 林钰雄：《
刑事诉讼法》（上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页344。
[76] 宋英辉、李哲：“证据裁判原则评介”，载《政法论坛》第21卷第4期。
[77] 林钰雄：《
刑事诉讼法》（上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页345。
[78] 宋英辉、吴宏耀：“外国证据规则的立法及发展”，载《人民检察》2001年第3期。
[79] 樊崇义、张小玲：“现代证据裁判原则若干问题探讨”，《北京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
[80] 宋英辉主编：《刑事诉讼原理》，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页306。另参阅【德】克劳斯·罗科信：《
刑事诉讼法》（第24版），吴丽琪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页237－238。
[81]【日】山口守一：《日本
刑事诉讼法》，刘迪等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页220。
[82] 林钰雄：《
刑事诉讼法》（上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页353。
[83] 宋英辉、刘新魁等：《外国刑事诉讼法》，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页238。
[84] 宋英辉等：《外国刑事诉讼法》，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页50。
[85]【德】拉德步鲁赫：《法学总论》米健、朱琳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页123。
[86] 龙宗智：“印证与自由心证—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模式”，载《法学研究》2004年第2期。
[87] 宋英辉主编：《刑事诉讼原理》，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页311。
[88] 汪海燕、胡常龙：“自由心证新理念探析—走出对自由心证传统认识的误区”，载《法学研究》2001年第5期。
[89] 陈瑞华：《刑事审判原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9月第2版，页197。
[90] 谢佑平，万毅：《刑事诉讼原则——正义的基石》，页391。
[91] 宋英辉：《刑事诉讼原理》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页153—156。
[92] 宋英辉：《刑事诉讼原理》，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页158—159。
[93] 陈瑞华：《刑事审判原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9月第2版，页174。
[94]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304 条。
[95] 参见
刑事诉讼法第
205条之规定。
[96] 戴莹：“既判力相关问题”，载中国诉讼法律网，07-04．08：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