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预防一味地追求刑罚效益的“最佳”而出现的重刑现象，笔者提出另外两个刑量点以供参考及进一步探讨：①q(c+1)/b。这一点是正态分布的一个标准差位置，它的刑量较式（4）的刑量更轻缓，但刑罚效益仍然较高，为84.13%，因而也是一个比较理想的刑量点。②如果认为前式及式（4）的刑罚量都太重了，认为刑罚效益能达到50%就不错了，则50%时的刑量点就是qc/b。当然，这一点已撇开了刑罚效益的“理想化”，而着重于各罪之间的刑罚效益“统一化”。这两个刑量点q(c+1)/b、qc/b及式（4）都还有待于实践来进一步选择。
图三 重罪曲线的不完整性
对于重罪与次重罪所受的处罚都是一样的现象，已不是新问题了，在实践中早已有表现。常常出现原只准备犯次重罪的人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犯了重罪的现象，这最常见在毒品犯罪中。最佳刑量点理论的研究，的确已无法解决这一领域的问题。虽然最佳刑量点理论在重罪中没有意义，但仍然可以利用其理论基础——刑罚效益的函数关系，来考查对重罪的刑罚的执行情况，考查某类重罪的潜在犯罪人数等情况，考查刑罚极限时最终产生了多大的效益（这时的刑罚效益可能远小于89.5%）。重罪曲线的不完整性，揭示了毒品犯罪等重罪犯为何屡杀不止的原因。
当然，当不考虑“最佳”时确定立法中的域就不难了，只要扩大域度就会尽可能地涵盖了所有量刑情节。例如，日本
刑法第
235条规定盗窃罪的法定刑是十年以下的惩役；当两个盗窃罪需要并罚时，其处断刑的上限是十五年、下限是一个月的惩役(第
235条、第
45条、第
47条、第
12条)；当对一个盗窃罪应该进行酌量减轻时，其处断刑的上限为五年、下限为十五日的惩役(第
235条、第
66条、第
68条第3号、第
12条、第
14条)。[17]而法官就必须要面临点的确定，相对于域的确定，最佳点的确定要困难的多，这体现了法官的水平和责任，对于任何个罪，不仅必须要裁出刑量点（而不是一个域），并且实然的点与应然的点不能相差太大，“点的理论提出责任是一个点，应该尽可能地把责任具体化，由于认识能力的局限性，虽然不可能精确地找到责任的点，但是，应该努力地寻找责任点的近似值。”[18]虽然寻找最佳点有难度，但我们不能束手无策，总得要进行一点努力和尝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