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刑罚量与刑罚效益的关系
（一）刑罚效益随刑罚量变化情况分析
在统计学中，常通过对客观事物大量观察或试验获得的实践数据，才能获得两个变量（自变量与因变量）间的依存关系。简单的描述性的方法就是将大量已获得实践中的数组对的点，都一一地标在同一直角坐标系上，制成一个散点图，从图中这些大量的点观察其分布规律和分布趋势，初步观察这些点是集中在什么样的直线或曲线的附近，从而初步确定因变量与自变量的关系模型。
但是在犯罪现象中，刑量与刑罚效益却难以有足够的数组对。因为考查刑量与刑罚效益的关系是一种宏观的考查，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案例样本数虽然较多，但在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经过一定的时间检验后，在危害程度相同的一类案件中只能得出一对“刑罚量”与“刑罚效益”的数据，并且在法定刑不修改情况下，再经过一定的时间迁延，这对数据仍然保持不变。而在横向的比较中，在一个单一制国家里各地区的法定刑都是一样的，即同一罪量的刑罚量都是相同的（个别法官审判失衡不能单独采用，因为刑罚效益是总体的结果）；在一个联邦制国家或者多个国家之间，同一罪量的刑罚量可能不同，但各地的文化背景、生活习惯、法制教育、宗教信仰、经济发展等影响发案率的一系列因素常常不一样，刑罚效益的可比性较差。
从宏观上看，“刑罚量”和“刑罚效益”都是量变的数字，但从微观上看，一定罪行的单个潜在犯罪人员是否犯罪，则是受刑罚的、非刑罚的多种因素影响的质变。正如药理学研究中，人体用抗生素药物杀灭体内的病菌，用药量是个量变，单个细菌被杀死是质变。由这样的比较可以看出刑罚学与药理学的基本原理是一致的，“刑罚量-刑罚效益”关系曲线也应该就是药理学中的“量效关系”曲线，该曲线是呈对称性的S形曲线，又称正态累积曲线（见图1）。[10]
图一 刑罚量与刑罚效益的关系
司法实践中也可以印证图1的刑罚效益随刑罚量变化的大致情况，分述如下：
1.量刑轻微刑时，刑罚对犯罪的遏制力也轻微（AB段），发案率就会非常高。试想抢劫、杀人、贩卖毒品等恶性案件，只判处管制数个月，刑罚对这些犯罪的遏制力会有多大。再试想把刑罚量再加大一倍至十几个月的管制，这些恶性犯罪的发案率又会下降多少。
2.轻刑至适度刑时，刑罚效益也相应地增加，也就是犯罪率随着刑罚量的增大而减小（BC段），从中国的几次“严打”就可以看出这个趋势。有关资料表明，在1983年9月，我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关于
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后的一年内，全国的犯罪率比前一年下降了30%以上。[11]
3.重刑时，刑罚效益就不会再有明显的提高了（CD段），犯罪率并不是随着刑罚量的增大而无止境地减小。这种情况最突出地表现在毒品犯罪中，我国《
刑法》规定的毒品犯罪死刑起点为海洛因50克，我国每年对大量的毒品犯都判处了死刑，但每年还仍有大量的毒品犯罪不断地涌现。在法制史上，明朝的重刑就是一个失败刑罚的例子，沈家本在考证明太祖朱元璋严刑峻罚而收效甚微的历史事实后，指出：“上之人不知本原之务，而徒欲下之人不为，非也。于是重其刑诛谓可止奸而禁暴，究之奸能止乎？暴能禁乎？朝治而暮犯，暮治而晨亦如之，尸未移而人为继踵，治愈重而犯愈多。”[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