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学者白建军教授建构了一个罪量评价体系——SCO罪量综合指数体系。[6]认为“罪量＝评价关系＋评价标准＋评价对象”,最后分解得出罪量综合指数为：“罪量=（被害关系＋行为类型＋加害地位）×0.7＋（国家被害＋犯罪暗数）×0.3＋（法定结果＋个人风险＋利益类型）×0.7＋伦理内容×0.3＋（要件数量＋结果趋势＋超饱和性＋罪过形式）×0.7＋犯罪态度×0.3”按该公式，所有的犯罪均被具体化为轻重不等的36种类型。
法定刑自身也是一种罪量值，如赵廷光教授按现行
刑法的1443种罪行所配置的法定刑，绘制出一个具有6等37级的《中国
刑法“罪刑阶梯”图谱》。[7]其中的1～37取值就是罪量值。注意这种方法中是对罪行（而不是对罪名）的量化，即值的大小还要受各种量刑情节的影响。
量化方法可以有多种，除了上述介绍的方法外，可能还存在另外更理想更完善的量化方法。无论采取哪一种量化方法，都可以用于本文所探讨的刑罚效益关系式中，只要求：（1）量化方法要统一，不能此罪用一种方法、彼罪又用另一种方法，也不能去年用一种方法、今年又用另一种方法；②量化的数值要呈线性，即每个台阶的高度要尽可能相等，不仅要定序还要定距，且距离相等，至于距离大小则不限；③罪量的起点要求为零，如果不为零可以先经过转换后再使用，例如SCO的罪量综合指数的起点不为零，罪量值取该指数减去基指数的差值，或者取“罪级”指标，即采用其轻重不等的36级；④量化要尽可能涵盖所有的量刑情节。
（三）刑罚轻重的量化
其实，
刑法分则中的绝大多数的数量刑就是一种法定的刑量（死刑可以理解是最大一级的刑量），但法定刑量或宣判刑量不能直接用于本文介绍的关系式中，不仅仅是因为有少量的非数量刑（包括附加刑及其罚金刑的量纲不统一），也因为法定刑量或宣判刑量的线性较差。本文介绍的函数关系式需要的刑量必须要采取某种方式进行转换（即量化），在考查刑罚效益时最好只要实际宣判刑量。为了叙述的方便，笔者在本文中将量化后的刑罚仍称为“刑量”或“刑罚量”，尤其在本文中它与实际的宣判刑量易混淆之处并不多，只要将具体宣判刑冠以“实际宣判”或称为“实际刑罚”即可区分。
白建军教授的“刑罚轻重的量化分析”一文介绍的量化方法就很符合这一转换要求。他认为刑罚的轻重作为一个程度性概念，相对性是其中一个特征：“任何法定刑的轻重，都是相对其他法定刑而言的。法定刑之间的轻重差异，只有定序的意义，而不存在定距的意义。”在本文的刑罚函数关系式中应当采用其提出的“具体刑量”，如“抢劫案件刑量=死刑×60+死缓×45+无期徒刑×30+有期徒刑类型－缓刑×0.5+拘役×0.5+管制×0.3+没收财产组×0.6+剥夺政治权利组×0.3+罚金组×0.1+附带民事诉讼组×0.2”。[8]
赵廷光教授将个罪的法定刑平均划分为200个刻度，并提出了“虚拟徒刑”的概念。[9]其中的“虚拟徒刑”就可以直接作为量化后的“刑量”。例如，刑量单位为月时，死刑为最大刑量240～300（20～25年的虚拟徒刑），无期徒刑为180～240，有期徒刑按实际计算，拘役为5，管制为11，剥夺政治权利为48。
刑罚量的量化除了以上介绍的两种方法外，同样还可能存在另外的量化方法。无论采取那一种方法，对量化也只要求：（1）量化后的数字要尽可能涵盖所有的刑罚；（2）要线性地反映实际罪行严重程度，即每一级台阶的高度要相等；（3）就函数关系式而言，刑量的起点可以不为零，但为了不影响既定的参数，也要求刑量的起点为零，即不处罚时的刑量值为零。至于量化后数字是否有量纲、每一级台阶的间隔有多大，都不影响本文介绍的关系式的需要，自然会有参数及系数予以纠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