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这个公式概括起来说就是：最佳刑量等于罪量q乘以一个特定的系数
。
将式（4）代入式（3）可知任何罪量的最佳刑量点的刑罚效益都是89.5%，这个数距100%有一定的差距，若想再减小这个差距，只有加大刑量，理性分析表明这样容易成为真正的“重刑主义”。剩余的10%左右正是前述的“刑罚作为控制犯罪的一种手段，其作用是极其有限度的，将消灭犯罪作为刑罚目的，是对刑罚期望值过高的表现。”
最佳刑量点表面上机械地限制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但法官在对被告人的罪行进行量化时仍有一定的自由空间，法官的责任和公正与否，主要体现在对罪量的确定是否适当。
（二）刑罚量的点和域
在罪量一定的情况下，应然的最佳刑罚量也只能是在这条量效曲线上的一个点，而不是这条曲线中的一段。
在立法实践中，因为存在罪行的不确定性，各犯罪是千差万别的，即便罪名已确定，其具体的危害程度仍然难以精确地界定，立法者无法预知和穷尽具体犯罪的量刑情节，所以除极少的绝对刑外，绝大多数的刑量也存在一定的域（上限与下限的差值）。这时法定刑的域仍然不是一条曲线中的一段，而是由一组危害程度不同的多条曲线上各一个最佳点所组成，上限是该罪名中罪行最重的最佳点的刑罚量，下限是该罪名中罪行最轻的最佳点的刑罚量。在司法实践中，从理性的角度来说，如果某个罪犯的刑罚量偏低（或高）了，是因为法官认为这个罪量就小（或大）。刑罚量的域见图2：
图二 个罪法定刑的域
（三）最佳刑量理论存在的问题及应对措施之我见
以上阐述的最佳刑罚量的点和域只是纯理论化的、理想的状态，在现实的立法中要找到最佳的域和司法中要找到最佳的点，还存在着很多问题。诸如：①所采用的罪量、刑量、刑罚效益这三者的量化数字不一定能与实际情况准确地对应；②刑罚效益的好坏，需要通过时间的检验才能知道，而刑罚量是即需的，由于时间的迁延，参数可能会发生了改变；③参数是在改变不同的刑罚量后才能求出，这同法律的严肃性和相对稳定性相矛盾；④对于很多重罪，目前的刑罚已经达到了死刑，刑量已没有再提升的空间了，从而使曲线很大一部分落在了不能再继续加重刑罚的外面（见图3），对于这些重罪来说再追求最佳刑量点已没有多大意义。
针对这些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解决：应当建立完善的刑事统计制度，建立刑事统计学。[16]针对在改变不同的刑罚量后才能求出参数，既然法律具有严肃性和相对稳定性，“严打”的机遇又不多，能否考虑当犯罪形势稳定时，可以组织有关专家对b、c参数进行评估，当然这属于一种“估堆”方式，但在个案量刑时，采用公式法要比传统方法量刑更能体现公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