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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广义上的交易成本还包括界定产权的成本，因为所谓的交易实际上是一种“产权”的交换，而“界定产权”本身就需要花费成本，交易双方也不可能对其熟视无睹。但是，产权作为一个社会概念，是在人与人之间才能划定的社会关系，所以就需要以社会契约的方式加以界定和保护，而这由市场来自由实现是无效率的。
③外部效应（external effects）
市场均衡理论揭示，在市场机制下，经济行为主体之间的经济行为会发生相互影响或相互冲突，这种影响可能通过市场供求供求关系的变动而发生，也可能不通过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动发生，后者相互影响的效果，就是市场机制的重要缺陷，经济学上称为“外部效应”。[13]
由此可见，外部效应是一种经济力量对于另一种经济力量的“非市场性”的附带影响，是经济相互作用的结果。外部效应的影响或作用并不是通过市场的价格机制反映出来的，它妨碍了市场机制的有效作用，有时则完全排斥市场，或者歪曲市场价格。这种非市场性的附带影响使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配置资源，即使在完全竞争（perfect competition）条件下也不能使资源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pareto optimality）。比如，一条河的上游有一纺织厂，下游有一渔场，则纺织厂的污染排放必然会影响渔场的生产量，纺织厂在实现生产最优化时却增加了渔场的生产成本。所以，市场的外部效应使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之间产生差异，导致了社会收益的损失。经济学证明，当经济主体之间的交易没有直接的外部效应时，市场是有效率的，但当出现外部效应的时候，政府或其他制度安排是有效率的。[14]
（二）政府干预与市场自由之间的对话基础：法治（rule of law）
人们很早就开始相信，充分自由的市场机制是经济发展和财富增长的基石，而国家与政府只能（或最好）是无为的，对此，不管是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鼻祖亚当•斯密（Adom.Smith），还是其后继者边沁(Jeremy.Bentham)、马歇尔（H.Michel），以及所谓的“伯克意义上的保守主义者”[15]都深信不疑。但20世纪30年代的一场经济大危机改变了这一切，经济自由主义让位于凯恩斯主义，资本主义经济又被纳入了政府“全面干预”的轨道。然而战后1973年的危机又使凯恩斯主义陷入了困境，新自由主义思潮对其进行反思后实现了全面回归，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拉费等纷纷提出了不同的学说。
但是，人们经济思想的变迁并不是简单的循环往复，它是一个不断上升的过程。所以，一种思潮的兴起并不会完全否定以前存在的思想，何况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即为实现经济效益的最优化。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新自由主义对国家作用的态度可能发生的转变，弗里德曼就认为：“自由市场的存在当然并不排除对政府的需要。”[16]哈耶克也认为“一个功效显著的市场经济，乃是以国家采取某些行动为前提的；有一些政府行动对于增进市场经济的作用而言，极有助益；而且市场经济还能容忍更多的政府行动，只要它们是那类符合有效市场的行动。”[17]这种转变在于人们认识到，市场并非万能，其调节作用只在于根据市场的需求来引导生产者的生产行为，使生产者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而不能解决所有问题；而且，市场机制本身并非完全和谐，市场调节的周期性波动，常常会使经济运行偏离市场之理想状况。所以，为纠正、弥补市场运行机制的局限与缺陷，国家的适当干预是尤其必要的。
然而，仅仅主张国家与政府的介入并不够，因为，国家作为一种强制机构，它拥有个人不能比拟的国家权力，而这种权力不仅有着巨大的弹性，还有着巨大的惯性，不仅具有扩张的性质，而且具有自行进行的特征，它就象是魔鬼与天使共存，既可能保护经济自由，又可能最大最危险地侵害个人权利。这就需要将魔鬼与天使界分开来。
“在讨论市场和国家及其相互关系问题时，人们通常由划定二者的边界开始，事实上，它们几乎总是被一种内在紧张的状态中加以界定。”[18]而且，在人们的观念中，市场是生产和交换的自由场所，国家则被视为垄断了强制性权力的公共权威。“市场的自主性确立了公共权威的自然界限。”但是这种界限又应当如何来维护？现成的答案当然是国家的法律，所以说，法治也只有法治才能成为市场自由和国家干预对话与交流的基础。
哈耶克的后期思想突兀了人们对此的不懈努力，在《自由秩序原理》中，哈耶克就力图纠正人们对亚当•斯密反对政府干预和“绝对”市场自由的误解，认为“古典学派主张经济事务的自由，所依据的乃是这样一个基本的假定，即与所有其它领域中的政策一样，经济领域中的政策也应当由法治支配。”“经济活动的自由，原本意指法治下的自由，而不是说完全不要政府的行动。古典学派……所主张的并不是政府永远不得考虑或不得关注经济问题。”[19]实际上也确实如此，亚当•斯密在提出“看不见之手”的同时就在《国富论》中用大量的篇幅来论述政府与税收，并承认“建设与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及某些公共设施”是政府的重要职能。[20]所以，经济自由主义并不是不要政府，“有某些政府活动比没有这些活动更能使竞争有效率。”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布坎南（James.M.Buchanan）也认为：“在任何交易或交换中，个人参加者有一种作伪、欺诈、骗取和违约的自私自利的动机。法律、习惯、传统、道德教训——这些都是设计出来和/或演化形成以限制或控制这些短期私利的做法。……没有合适的法律和制度，市场就不会产生任何价值最大化意义上的‘效率’。”[21]他在此认识前提下，致力于研究集体行为并创立了公共选择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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