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多的问题，则是具体的判断标准缺失，导致了许多行为在需要法官来判断应不应当的时候，成了“猜字谜”[43]。尽管不断地有学者宣称，这时候要发展一个“理性人的标准”，但什么是理性人？诸如显失公平、情势变更、目的落空等等的引入，以及诚实信用、理性人等等标准，都是试图解决这个具体标准。这无非是说明了，仅仅平等是不够的，而整体民法大厦的推导和派生方式都是建立在这个沙粒的基础之上。早期英美法上的“公共良心的交换”（common calling）[44]，法官可以直接根据公平的价格来确定交易双方的交易价格。但这个common calling以及后来衍生出来的“公共良心”、“公共利益”，都被个体的“意志自由”替代了。
但事实上，缺失的东西必然要出现问题的，盲点只不过是沉迷其中的人看不见，“鸵鸟政策”是不行的。这时候又不能允许法官来任意裁断，因此就变成了寻找客观证明的过程。诸如国家机关的认可、批准；第三方的评估；会计师和审计师的报告；民意测验，乃至于网络签名都成了产生“实质正义”或者“具体标准”的来源。
非独民法为然，行政法也是如此。行政法不能质疑公共机关、政府机构的能力、职权内容、分工和决策的合理性，只能保证命令的传达，这使得行政法越来越象一个“程序法”，这并不奇怪，国家的职能在不断扩展，外延在不断扩大，而行政法的理论仍然不肯放弃“政府的所有行为”，必然导致内涵的缩小。
·人权的“泛滥”。既然平等的观念是假定人人平等的基础上，人是什么，人能干什么，人有权干甚么，这些问题就成了政治判断。丈夫能不能要求妻子必须满足其性生活的需要？孩子有没有权利要求父母支付生活费用？男朋友有没有权利来亲吻女朋友？如果别人不小心伤害了你的嘴唇，是不是伤害你的“亲吻权”？ “悼念权”、“同居权”、“容貌权”、“养狗权”，在中国已经是堂而皇之地登上了法庭[45]。
之所以会出现人权的泛滥，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缺乏具体的标准，正义的观念仅仅存在“共相”之间，民法根本没有回答，什么是公正、正义，从而导致人权成了填补这一空白的口号。对此，米兰·昆德拉，这位小说家，有一段精彩的描述：
“我所知道的政治家，人人每天念叨十遍为人权而战或违反人权。但西方国家的人并不受到集中营的威胁，他们想说什么就能说什么，想写什么就能写什么，结果，为人权而战越普及，它就越失去其具体的内容，变成任何人对待任何事情的一种普遍的姿态，一种将人的欲望化为权力的力量。世界变成了人的权力，世上的一切变成一种权力：爱的欲望变成爱的权力，休息的欲望变成休息的权力，希望获得友谊变成获得友谊的权力，希望超过速度限制变成超速权力，希望得到幸福变成得到幸福的权力，希望出书变成出书的权力，希望半夜三更在大街上喊叫变成在大街上喊叫的权力”[46]。
人权成了填补空白的东西，但这种建立在“抽象”之上的概念，成了正义的替补，至少在形式主义的法律体系中是如此。在一个以民法和行政法为双向（纵横）主导的法律体系中，建立在相同的情况相同调整的基础上，就会丧失具体的意义。因此，民法精神弥漫的学者、学生之中，就产生了“道德精英主义”，换句话来说，学习法律的人，自然而然地产生一种“使命感”，他／她就成了社会的话筒，社会的良心，社会的正义，动辄拿起“反人类”、“反道德”、“违反人道主义”的大旗，向着看上去不顺眼的地方打去。比如交通事故规则改成了过错责任，“社会的良心”马上就批评侵犯了人权，违反了人道主义，这实际上是缺乏逻辑的，有权走路，就没权开车吗？那社会的进步从何而来？当社会的舆论与法律人的技术（其实是形而上学的、教条的技术）冲突的时候，哀叹“法律的悲哀”，而忘记了法律应当是一个有“权威”才能执行的东西，当法律缺乏权威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冲突。
一句话，个体主义的价值观念，每个人都可以不一样，每个人都可以得出自己的结论，法律缺失了依据，就会丧失根本的价值。还是让我们温习一下2000多年前的法学家怎么说的吧。
“法律是以合乎德性以及其他类似方式表现了全体的共同利益，或者只是统治者的利益。所以，从一个方面，我们说公正就是给予和维护幸福，或者是政治共同体福利的组成部分……这样看来，公正自身就是一种完全的德性，它不是未加划分的，而是对待他人的。正因为如此，在各种德性中，人们认为公正是最主要的，它比星辰更加令人惊奇，正如谚语所说：公正是一切德性的总汇”[47]。
毫无疑问，德性也好，公正也好，总是具体地植根于社会关系，社会实践之中的，而不是抽象的平等。
·事前的视野和事后的手段的分离，导致了法律“嫌贫爱富”。正如我们所知，“金钱”越来越成为主要的救济手段，损害赔偿已经成了民法中的万能救济方式，而行政法、
刑法中也不断地增强着“罚金”的使用。很显然，这是一个矛盾，如果你在事前说不考虑原告和被告是穷人还是富人，为什么在惩罚手段上要依赖于金钱呢？相同数额的金钱，对不同财富的人而言，肯定是价值不同，成本不同的，相同的不当或者非法行为，实施相同的惩罚，在多大程度上是公正的，是很值得怀疑的。因此，所谓的事前平等，不考虑穷人和富人，本身也是难以自圆其说的。
对传统的抽象思维，形式正义中的平等冲击最大的，是由于组织的扩大，社会经济的发展，导致了社会结构的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的直接推动力是基础设施的改进，包括通讯、交通等一系列直接降低交易成本手段的发展，而其社会――经济结构上的变化就是组织的扩大，层级组织的扩大，各种各样的团体的涌现，其法律上的直接结果就是评判标准的多元化，换言之，“角色”，以及与此相联系的“职位、地位、身份”，和等级、科层、官僚化（企业也可以看作是一个官僚组织）[48]，以及与此相联系的“权力”[49]，从而形成了“社会分层”（social stratification）——“所有在现代社会中可见的多元化的不平等都可以归结为分层”[50]。当我们考虑不同的社会分层的时候，消费者、经济弱者、小企业、大股东、控制股东、上游企业、市场控制者等等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了区别对待，开始了歧视，开启了实质正义的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