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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利益和爱国主义一样，是最容易被滥用的东西。但是，这不代表着不存在公共利益。如何去界定和理解是一回事，否定它又是一回事，就象我们怎么去界定法律、正义都存在着不同的观点，但我们不能否定法律本身的存在意义。
一个介绍：囚徒困境
为了更好地理解公共利益的存在，我们来介绍一下著名的“囚徒困境”，这对很多读者来说，可能都已经是熟悉的内容。那么，跳过这一段并不会妨碍你的理解。
一个比较通行的囚徒困境的故事，是这样的：警察抓住了两个小偷，分别被关在不同的屋子里审讯（不能交流）。警察告诉他们：如果两个人都坦白，分别判刑8年；如果两个人都抵赖，各判1年；如果其中一个人坦白另一个抵赖，坦白的放出去，不坦白的判刑10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表1中表示了这个博奕的支付矩阵[22]。
表1
B
坦白
抵赖
A
坦白
-8, -8
0, -10
抵赖
-10, 0
-1, -1
在这个矩阵中，每个支付格中，左边的是A得到的，右边的是B得到的。对两个囚徒来说，最好的选择肯定是你也抵赖，我也抵赖，因为两个人一共才判2年，但每个囚徒都会希望自己得到释放，这就是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冲突。但实际上会得到什么呢？让我们来解这个博奕。
对囚徒A来说，如果B坦白，A的最好策略是什么呢？（在矩阵中表现为纵向对较）坦白，因为-8>-10；如果B抵赖，A的最好策略是什么呢，还是坦白，因为0>-1；因此，对A来说，无论B是坦白还是抵赖，最好的策略都是坦白。反过来，对囚徒B也是如此（在矩阵中表现为横向比较），如果A坦白，B最好的策略是坦白，因为-8>-10；如果A抵赖，A的最好策略也是坦白，因为0>-1。对每个人个人而言，坦白是最好的策略，但对两个人整体来说，则是最坏的结果。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人都是个体理性的，肯定是喜欢韩信点兵，多多益善的，这是经济学对人的一个基本假定。所以呢，这也称之为个体理性的失败。
不过经济学家们还是比较好的，不愿意看到对社会不好的一个方面，因此希望仅仅在囚徒中存在，所以叫做囚徒困境，因为对囚徒不好的，是对社会好的。但不幸的是，这在整个社会中，每个自私自利的人中，都会广泛地存在，甚至在国家关系中[23]。因为每个人都是追求自身的理性和幸福，会带来合作的困难。
也许不太熟悉经济学的读者会进一步追问，是不是因为你设定了这些数字才会导致这个结果？那我们进一步把这个矩阵扩展。在表2中我们用代数来表示[24]。
表2
B
诚实
欺骗
A
诚实
π, π
-β, α
欺骗
α，－β
0， 0
这是一个最普通的合同的矩阵，广泛地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之中，这里的合同是最广义的合同。A和B缔结了一个合同，如果双方都诚实履行合同，那么都得到π，显然这是一个正值，因为如果这个小于不存在合同的情况，合同就不会签订；因此，π>0；如果一方守约，另外一方违约，守约方得到-β，骗子得到α。α肯定大于π，因为骗子没付出，但得到了，否则骗子也不会这么干；但-β肯定小于0，因为守约一方付出了，但没得到。因此，这是一个囚徒困境，和上面的数字是一样的。
我们可以说，在一般情况下，交易中普遍存在着囚徒困境。但交易是必须的，因为它可以改善我们各自的情况，并且是分工的必然结果。所以，整个社会都需要克服囚徒困境，或者说信任问题。囚徒困境除非在以下几种情况下不存在：第一，君子国，大家都是道德高尚的人，就象李汝珍在《镜花缘》中描写的那样“好让不争”（这是儒家的理想）；第二，鲁滨逊世界，一个人，或者是加上“星期五”的两个人；第三，笨蛋的世界，就是总是签订对方违约之后，自己还不吃亏的合同，或者说，签了合同还不如不签合同。
因此，为了确保交易得到实现，就需要一种社会机制来纠正囚徒困境的问题，法律就是其中之一[25]。为什么，因为存在着公共利益，而法律要确保这种公共利益的实现，如果只是保证个人的自由，那么就会出现囚徒困境，当然，要确保个人能够做一个“聪明人”，不进入一个“愚蠢”的合同，也是必要的，因此，保护个人的签约自由，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提到了这个话题，就不能不提到“市民社会”和“社会契约论”。市民社会的理论[26]，也随着私权至上的论调而甚嚣尘上，被一些人拿来论证哈耶克主义，这其实是一种误解。不过呢，在黑格尔和马克思看来，市民社会是不足取的，而在今天的理论界，许多人认为现在是“市民社会的全球化”。正是市民社会作为基础，才会存在社会契约，即人民把权力赋予了国家，而不是相反，这是洛克以来的著名论断，那么，是马克思错了[27]，还是洛克错了？
什么是市民社会？和我们所讲的囚徒困境有关系，也和我们正确理解民法，正确理解法律和道德的关系，正确理解大陆法系民法乃至于合同都有关系。“民法”这个词，中国人从日本哪里借来的，实际上不是很准确。民法则是从罗马法中而来的，而罗马法中包括市民法和万民法，现在的公法和私法概念也是滥觞于此。今天我们都说，现代民法起源于“万民法”而不是市民法，脱离了身份关系，更为平等。
为什么公法和私法的结构起源于市民法为代表的民法（罗马时期），而不是万民法呢？我们在前文中指出，如果只是对行为主体要求个体理性的话，就会出现“囚徒困境”，因此，至少要有点道德吧，比如守信。否则，仅仅要求个体理性，自由的个体理性，只能是骗子横行。
很有意思，我们可以看罗尔斯的正义论，他的逻辑起点是自由和平等的人，但有两个能力限制，第一要有正义感，第二要有善的观念；“在什么意义上，公民被当作平等的人？我们认为，他们是在这种意义上被当作平等的，即他们全被看作拥有最低限度的道德能力，以从事终身的社会合作，并作为平等的公民参与社会生活”[28]。我们再看看“纯粹法学”的凯尔森，他认为法律仅仅是纯粹的规范，而不需要考虑道德，但他的逻辑起点是什么呢？条约（合同）必须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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