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我要说的已经非常清楚了，不论是那个学说，不论是那个时代，社会契约只能在“肯合作”、“守信”，“有公共良心”的人之间缔结，否则不可能有效。如果每个人仅仅只需要考虑自己，就不会有合作。因此，市民法，在罗马人那里，是“道德高尚的人”之间的，是“良家父”之间的。而如果是自私自利的人的联合，就是“霍布斯主义”的，人和人之间是“狼和狼之间的关系”，因此霍布斯认为理性的社会应该是道德的君主国。
拉丁文Civilis Societas的含义在公元1 世纪便由西塞罗提了出来，表示一种区别于部落和乡村的城市文明共同体，因此它是“市民的”，而不是“万民的”，是一种道德的、高尚的、优雅的、文明的人的联合，少了这个前提，就是霍布斯的世界了。从17、18世纪出现的市民社会以及社会契约论，也是如此，是公民的联合，是有道德公民的联合，而到了德语中，市民社会则是指“小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的”人的群体，是“私人需要的体系”（黑格尔）或“私人利益关系的总和”（马克思）[29]。所以，马克思没错，洛克也没错，因为他们指的不是一回事。
但我们的学者在使用这个词语的时候，去掉了“道德”要素，割裂了法律和道德的关系，片面的强调个人自由，否定公共利益。即便是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也不要忘了，斯密还写了另外一本《道德情操论》。自由和道德总是相生并存的。
六、实质正义：平等、歧视与形式正义
公共利益要有一个判断标准，不同时代的道德也各有千秋，法律作为实现公共利益的工具，就要回答公共利益是什么。更准确地说，公共利益是法律的“需求方”，我们常常在法条中看到“公共利益”这个词，不过是一种笼统的说法，它还需要进一步的界定。其实，自从有法律以来，或者说自从有法学以来，就一直在探索着这个问题。
对经济法而言，公共利益更是一个核心标准，在这个法律部门以及法律规范中，更为常见。经济法所实现的公共利益，和其他法律部门有什么区别呢？这需要我们回答经济法的价值观是什么。经济法的价值观，是实质正义、社会效率，以及经济自由和经济民主。
正义的历史就是法律的历史，就象效率的历史构成了经济学的历史一样。对什么是正义，毫无疑问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看法。实质正义，是相对于形式正义而言的，这种矛盾和我们前面所说的，“主观效用”和“客观效用”是紧密相关的。实质正义是法律施加一个实质性的判断，对某个人的选择、行为作出评价，比如弱者、穷人、消费者需要更多的权利来保护；而形式正义则是强调“意志自由”，强调平等的对待。
实质正义和形式正义的矛盾是法律的基本矛盾，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就存在了，“相同的情形相同调整，不同的情形不同调整”[30]（Justice is equality for equals and inequality for those who are unequal）。这在不同的法学家那里都得到不同的表述，比如当代最著名的法学家哈特：“正义观念的结构是相当复杂的。我们可以说它有两部分组成：（1）一致的或不变的特征，概括在‘同类情况同样对待’的箴言中；（2）流动的或可变的标准，就任何既定的目标来说，它们是在确定有关情况是相同或不同时所使用的标准”[31]。虽然说的这么晦涩，意思也是差不多的，不过是说，实质正义的判断更困难而已。
我们知道，近代大陆法律体系是法国大革命的产物，各国的法律毫无疑问都直接或者间接地受到了其影响。“人人生而平等”，是一个反对封建的口号，由此出发，在许多法律领域，尤其是民法和行政法体现最为清晰。梅因提出了耳熟能详的“从身份到契约”（这是从社会学家那里借来的，这也说明了法律一直是从其他学科吸收营养的）。平等是相同情形相同调整的延伸，整个大陆民法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之上，平等的原则是大陆民法的根本原则，所有的法律规则都是从这里衍生的[32]。毫无疑问，中国更是如此，“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是最清晰不过的界定。
平等和反歧视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这也是根据
宪法所衍生的，一个人不能因为出身、民族、种族、性别、年龄、宗教信仰、政治面貌、文化程度、财产状况等等，而受到歧视。平等的前提下，如何去判断不平等呢？一个人在什么情况下是不平等的呢？那么民族、种族、性别、年龄诸如此类的标准，都不能作为不平等的根据来判断，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的意志不受到干扰，不受到民法中所界定的“胁迫”、“乘人之危”、“欺诈”，其行为就是有效的，当然，不能正确地表达意志的人是例外。同样，相同的行为应当得到相同的处罚（行政法），相同犯罪应当得到相同的刑罚，这些原则都是现代法中我们非常熟悉的基本理念。
在一本著名的对法律中的平等进行研究的作品中，作者对不同的观念进行了总结，认为存在着三种不同的平等：形式的平等（formal equality），即亚里士多德的平等对待；数值的平等（Numerical equality），即相同的不法行为应当得到相同的处罚；名义的平等（normative equality），则是类似边沁和罗尔斯的正义观念，即一般原则下的相同，而考虑总体的福利状态[33]。不过，第三种的平等实际上已经是考虑不平等了。
平等和歧视是相对的，许多学者将其理解为地位的平等。地位的平等如何界定呢？我们在什么情况下是地位平等，哪个方面的地位平等？一个老人和一个孩子是不是平等的，男人和女人是不是平等的，甚至现在有法律的研究者提出了“自然的权利”，那么我们在吃鸡、吃鱼、吃蔬菜的时候要不要考虑平等的相对方的权利？这些问题常常被忽略过去。如果是在诉讼中的平等，则诉讼法才是最根本的区别，这就回到了那个老问题，按照凯尔森的说法，只有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的程序才是最有意义的。而民法作为实体法，平等地位意味着什么呢？因此，不过仍然是形式的平等，或者是数值的平等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