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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而言，Natelson提出的合理性判断方法如下。首先，判断事后规范是否增加了集群住宅业主的整体利益，若答案为否（即连Kaldor-Hicks Efficiency亦未达到之状态），便可直接认定缺乏合理性。如果满足此第一项标准，则接着判断这种规范在设定当时，是否给个别业主带来不利益；若非如此，即可认定规范具备合理性（实际上就是满足了Pareto Superior）。如果一部分业主蒙受了不利益，那么第三步就要比较规范给这部分业主带来的不利益与利益，确定前者是否超过后者。如果利益较不利益为多，就可以认定规范具有合理性（这时，又满足了Pareto Superior）。反之，倘若不利益较多，也就是形成了所谓的Kaldor-Hicks Efficiency状态，那么最后就要判断是否具备补偿。如果有充分补偿，那么又转变为Pareto Superior，因此可以认为具备合理性；若没有这种补偿，则可以否定这种规范的有效性。
这种判断合理性的方法，其实与Ellickson的提议几乎完全相同。在其4个步骤之中，第一步就是否定财富转移型规范的合理性，实则是将此种规范排除在可以凭多数赞同通过方式订立的范围之外，结果是财富转移型规范必须经全体业主一致同意方能设立。同时，就财富创造型规范而言，如果不给任何人带来纯粹的不利益，Natelson便认为其符合Pareto Superior，因而承认其有效性；而Ellickson也相信这种规范可以凭借多数赞同通过的方式来决定。Ellickson和Natelson都主张：如果有人蒙受纯粹的不利益，则可以借助补偿来补救规范的有效性。
另外，据Ellickson所言，有关规范 之效率性，以及不予补偿的妥当性，举证责任在集群住宅业主团体一方，如果举证失败，法院可以附加补偿之条件，认定规范有效。
效率标准的问题恐怕在于如何衡量“利益”、“不利益”，这是判断能否达到效率标准的关键。对住宅业主而言，决定“利益”与“不利益”的主要因素有二：一是不动产客观的市场价值（以下称为“客观价值”），一是对自身生活环境的主观感情等唯自身独有的价值（以下称为“主观价值”）。对于前者，或许可以通过鉴定等方法，较为方便地加以确认，但后者却是难以衡量的东西。虽然Ellickson和Natelson均承认保护主观价值的必要性，可是对于如何灵活运用补偿手段，实现这种保护，二者观点却不尽一致。Ellickson提议的是“合理人”（reasonable person）标准，也就是说，判断处于业主之地位的“合理人”，将会认为规范引起的“主观价值”变化有多大，在此基础上，补偿“主观价值”减少的部分。但是，正如他自己承认的那样，这种判断不过是非常粗略的判断，仅较不补偿为好而已。 与之相对，按照Natelson的提案，对“主观价值”减少的补偿，最终要借助当事人（业主团体与遭受损害的业主）之间的磋商来解决。因为如果规范的确具有效率（Kaldor-Hicks Efficiency的情况），那么个别业主的损失应该能够得到填补。
在法经济学基础上展开的效率标准颇给人以启示。一是通过补偿，谋求团体与个人之间的妥协，也就是说，在维护个人利益的基础上，提升整体利益。另一点是通过Natelson提议的磋商来决定补偿数额。这一提议的主旨在于避免由第三人判断“主观价值”，主观性因素仍由当事人自身决定，对于此点，本文以下还准备进一步阐述。
2 溢出效果（spillover effects）标准
所谓溢出效果，是指某一业主的行为带给其他业主的影响。有学者提议：以规范是否旨在控制这种溢出效果为标准，判断其合理性之有无。
根据这种意见，唯有当规范管制的是可能给近邻带来客观、可确认之消极影响的行为之时，方可承认其具有合理性，法院应该支持的正是“限制来自不动产之溢出效果”的规范。 并且，还列举以下行为，作为具有溢出效果之行为的具体事例：通常与居住用不动产无关的行为；给业主团体或其他业主造成金钱负担的行为；给其他居民带来健康、安全危险的行为；造成过度噪音、交通流量的行为；造成可以从单元住宅之外见到的不美观状态的行为；妨害其他单元住宅之景观的行为；或者构成滋扰生活环境（nuisance）的行为。
此外，对于判断溢出效果的步骤，该学说还提出如下建议。首先，确认集群住宅业主团体希望促进之正当目标，换言之，就是明确规范要防止的是怎样的溢出效果。其次，调查由溢出效果引起的、CIC可能蒙受的损害。接着，决定溢出效果在何种程度上可以被容忍，也就是说，只有当溢出效果超过了一定限度，才有必要对此加以规范。最后，权衡规范带来的利益，及其给业主行为造成的负担，确定规范的必要程度。
上述判断方法中似乎存在几个问题。首先，确认规范控制的溢出效果之种类，好像并无太大意义。与其调查何种溢出效果，不如调查有无溢出效果，规范的合理性不会因溢出效果的种类不同而被左右。噪音也罢，异味也罢，只要它们存在，就可以通过规范加以控制。
其次，如将这一标准的构造加以概括，实则如此：从溢出效果造成的“不利益”中扣除“可以容忍”之部分，将剩余部分作为规范可以带来的“利益”；再将此“利益”与因规范而生的“不利益”作比较，结果只有当前者超过后者之时，方可承认规范的合理性。
在此之中，与前述效率标准一样，如何确定“利益”、“不利益”仍是有待解决的问题。其次，“容忍限度”又应如何确定呢？想来容忍由近邻土地利用引发的音响、震动，亦为所有权包含之内容，其限度应为社会共同生活关系中普通会发生的程度。 但是，集群住宅的情况与普通相邻关系有所不同。其特征是居民生活在更为密集的空间中，（通过利用共有设施等）接触更加频繁，并以此为契机，结成自治团体。所以，以这种团体为媒介，集群住宅业主间的利益协调变得更加可行，特别是，如果灵活利用补偿制度，就可以将“容忍限度”变得比一般相邻所有人之间的限度更加严格或宽松。换言之，如果给造成溢出效果者以补偿，便可以缩小“容忍限度”；反之，如果这些业主对其他业主进行补偿，那么扩大“容忍限度”亦并非完全没有余地。倘若如此，对溢出效果的“容忍限度”就将成为由集群住宅业主团体之规范决定的“结果”，陡然将此作为判断规范合理性的一项前提，岂非逻辑上难以说通？
3 类似影响（similar impact）标准
这是Sterk提出的观点。所谓类似影响标准是指：只要规范给予各业主的影响相似，原则上就可以承认其有效性。
其理由是：凭借多数赞同通过的机制，可以确保规范的妥当性。具体而言，只有人自己才是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并且一般说来，个人总是为扩大自身利益而决定其行动的。因而，面对二选一的情况，个人作出对自身利益而言“正确”的选择的概率将超过50%。所以，只要规范带给各业主的影响相似，那么对于是否采纳该规约的判断（也就是二选一的判断），多数方（超过50%之人）的决定，比少数方的决定更加妥当的可能性较高。
然而，多数赞同通过的方式可能剥夺少数方的“主观价值”。举例而言，试想在延长共有设施——游泳池——的利用时间的同时，增加负担金的规范。即使多数方判断此种规范符合自身利益，并且，这种判断与市场的一般评价亦趋一致，而对不太利用游泳池的少数方而言，该规范仍然未必是有利的。此时，如果“客观价值”的上升超过“主观价值”的减少，则或许可以期待少数方搬迁；但若非如此，其实就是少数方的“利益”遭到了多数方的侵害。
针对这一问题，Sterk提出了规范的必要性判断。也就是说，质问一下经由多数赞同通过而成立的规范，是否对实现多数方的利益而言是必不可少的。如果存在可以给少数方造成更小损失的其他方法，那么多数方就应该采用其他方法。但是，如果不损害少数方的“主观价值”，就无法实现多数方的利益，那么仍应以多数方利益为优先。这是因为多数方亦存在“主观价值”，如果否定经多数赞同通过的规范，反过来将损害更多人的利益。此外，对于少数方之“主观价值”损失的补偿，Sterk认为由于计算这种价值明显十分困难，因此不应给予补偿。
被作为类似影响之相对面提出的是再分配（redistribute）功能。也就是说，通过规范减少一部分不动产的市场价值，转而增加其他不动产的市场价值。例如，出于警卫上的理由，限制一部分业主对共有设施的利用，以保障其他业主的安全。 对于这种具有再分配功能之规范的有效性，Sterk主张进一步区分为两类：纯粹的再分配规范无效；但再分配的同时创造出新价值的规范，则可以补偿为条件，承认其有效性。 但是，Sterk所谓的再分配，是指市场价值（“客观价值”）的再分配，对于补偿是否包含“主观价值”的问题，他虽未提及，不过参照类似影响的情况加以考虑，恐怕补偿仅限于“客观价值”。
类似影响的例外是违反预期（expectation）的情况。也就是说，如果当事人没有预期集群住宅业主团体拥有创设某项规范的权限，那么即使这种规范带给各业主的影响相似，亦不能就此承认其有效性。据Sterk所言，认定当事人之预期的方法有二。一是考察直接记入规约的内容。例如，规约明确规定允许饲养宠物，此时，除变更规约之外，不允许创设限制宠物的规范。另一种方法是：虽然规约未有明言，但参照CIC现有的体制，或购入当时的情况，可以推定这种预期。于此情形，如果住宅业主依据其预期，进行了实质且明确的投资（经济性、感情性投资），那么只要业主团体没有阻止这种投资行为，嗣后就不得创制违反这种预期之规范。这其实是由“禁止反言”（estoppel）原则而来。再以宠物的情况为例，如果规约中未有禁止宠物之规定，某业主据此相信允许饲养宠物，并进而购买、饲养，那么嗣后成立的禁止宠物之规范不应适用于该业主。 换言之，这种规范仅有将来效力，而无溯及既往之效力。
若不变更规约，无论集会决议还是理事会的决定，制定与规约相反之规范均属越权，否认这种规范的有效性自不待言。但是，在变更规约之时，推翻基于旧规约而生之预期亦完全可能，此际，所谓预期之标准岂非将失去意义？重要者毋宁是规约变更是否有溯及力的问题。而关于此，Sterk并未言及；并且，对于如何判定第二种预期，亦言之不详。结果变成，除规约变更之外，其他所有规范似乎都只具有将来效力。
若加考虑，似乎Sterk的提议实则与效率标准颇为相似。首先，否定纯粹的再分配规范，等于排除无效率之规范（或者是Ellickson所谓的“财富转移型”规范）。进而，如果规范创造出的价值均衡地在各业主之间配置（即具有类似影响），则无甚问题；若非如此，也就是说创造价值的同时存在再分配效果的情况下，则有必要对蒙受损失者加以补偿。这种构造与效率标准提出的Kaldor-Hicks Efficiency加补偿的模式岂非近似？不过，Sterk认为不得不损害少数方的“主观价值”时，无需对此加以补偿，这一点与效率标准有所不同。
四、《重述》之处置方式
美国法律协会编纂的《重述》之第6章未直接涉及事前规范，亦即原始规约所含之规范； 而对于事后规范，该章分CIC之规则（包括集会决议与理事会规则）与规约之变更两部分，分别设置了适用之规定。
1 有关CIC之规则的规定
《重述》将CIC可以设置的规则限定于以下范围。当不存在制定法、规约上的限制时，CIC有权基于管理共有部分利用之目的，或者基于为保护共有部分而管理专有部分之目的，制定合理之规则（默示之规则制定权）。并且，当规约赋予CIC制定规则的一般权限时，CIC有权为保护其成员享益专有部分和共有部分，不受由其他业主使用专有部分引起之妨害的影响，而制定合理之规则。但是，除此之外，如果没有规约的特别授权，CIC不具有制定其他规则的权限。
根据此种规定，CIC拥有管理共有部分利用的广泛权限，也当然可以制定与此相关之规则。不过，同条之评述强调了以下这一点：在判断有关共有部分利用之规范的有效性时，基本的判断要素是看这种规范与推进CIC业主团体之合法目的是否具有合理的关联。这里所谓的“合理”，或许应从社会通念的角度加以判断。该评述将维护共有部分、保障安全、消除利用纠纷等列举为具备上述关联之示例。
然而，CIC没有制定有关专有部分利用之规范的当然权限，相反，这一权限还受到严格限制。《重述》认为这样做的理由在于财产所有人的传统期待，也就是说，所有人始终期待在不妨害他人享有财产的限度内，可以自由地利用自身之财产。因此，对CIC的购房者而言，业主团体凭借制定一般性规则之权限，对专有部分利用加以限制，实可谓始料未及。 最终，《重述》将关于专有部分利用之规范限定于保护共有部分者，以及当规约有一般性授权时，防止滋扰生活环境行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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