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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个法的“真精神”究为何物?沈家本有很多说法，其中，“仁政”是随处可见的。而“情理”，也是他极为重视的，他认为，“无论旧学、新学，不能舍情理而别为法也。”(注：“法学名著序”，载《寄ｙí@①文存》卷六。)但何谓“仁”，何谓“情理”，就不好说了。实际上，沈家本抽象地谈“仁”或“情理”的情况很少。一般来说，总是在评价一个朝代的法制，或评价某案例时，才有“仁”与否、合乎“情理”与否之分。
因此，很难说某一种思想观念是在沈家本的法律思想中占有最高的地位。沈家本本人，既瞧不起那种“步亦步，趋亦趋”的趋时，也不同意“墨守先型者”(注：“裁判访问录序”，载《寄ｙí@①文存》卷六。)的守旧。事实上，沈家本的法律思想，更像是中医的思想。中医的用药，随人随地而不同，法也如此。立法和司法，均应就具体的场景而论。这就是“凡此不同之故，亦仍视乎其国之政教风俗，有不能强之使同者。因民以为治，无古今中外一也。”(注：“裁判访问录序”，载《寄ｙí@①文存》卷六。)明白这一点，才能进一步了解“平等”在沈家本的法律思想中的地位。“平等”不是一个泛泛而论的物什。不合“情理”的“平等”，无须讲求。合乎“情理”的不平等，不“平等”也有善者。这一点，是理解沈家本的平等观的前提。
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历史背景是，自始至终，清王朝都没有放弃君主制的意图。在这样的体制下进行法律改革，最忌讳的，也是“平等”二字。就沈家本而言，没有证据表明他居然有与君上平等的想法。相反，在清廷覆亡后，沈家本拒不出仕，除了年老重病的原因之外，是否还有其他原因呢?因此，就“平等”二字而言，不但对于后人在研究沈家本的法律思想时，会感到些微的尴尬，就连沈家本本人，又何尝不在这二字面前显得尴尬呢?
我一直在想，沈家本是在什么样的心情下使用“人格”概念的。有一个现象是值得注意的，在《禁革买卖人口变通旧例议》中，“人格”一词凡三见。《删除奴婢律例议》中凡一见。总的来说，1906年，是沈家本使用“人格”概念频率最高峰时期。以后，沈家本不再轻易使用“人格”了。一些问题，虽然涉及“人格”，但他却宁愿采用曲折的解释。无疑，当沈家本开始使用“人格”概念时，是带着一种兴奋和彻悟心情的。然而，这种兴奋和彻悟，在以后的日子里慢慢消散。这一现象，其背后的原因，似隐似显。有一点是清楚的，使用“人格”而不使用“人格平等”，很难将修律中的某些问题论证清楚。但“平等”二字在当时的朝廷中，却并不具有任何正当性。只有想搞臭政敌时，大臣们才说对方主张“平等”。如劳乃宣在攻击《新刑律》时，可以毫无顾及地攻击“平等”，而沈家本的回应里，却根本不能与“平等”这两个字沾边。这使得凡是涉及到平等问题的争论时，都给后人一种雾里看花的感觉。一个有趣的例子是夫妻是否同罪异罚的问题。由沈家本主持的《新刑律》规定，夫妻相犯的时候，议刑并无区别。劳乃宣却认为，这与中国礼俗甚不相协，“《传》曰：妻者，齐也。又曰：妇人，伏于人也。是于平等之中，又有服从之义。”(注：劳乃宣：“修正刑律草案说贴”，载《新刑律修正案汇录》，第18页。)其实，中国古代经义，多有矛盾之处。妻者，齐也，夫妻有敌体之义。这是古训，也是劳乃宣不得不承认的。但又有妇者，服也。这也是古训。劳乃宣要强调的，则是后者。
用西方近代法来理解，夫妻是否平等，本来也是人格问题。如果承认男女是人格平等的法律主体。夫妻之间相犯，就不可能区别对待。但有经义在前，却不能从“人格”方面讲，也讲不通。因为，如果要从“人格”上去讲，必须要往前推一步，道出“平等”二字。于是，沈家本是这样论证的，“夫妻者，齐也，有敌体之义。乃罪名之轻重，悬绝如此，实非妻齐之本旨。”(注：《寄ｙí@①文存》卷八“书劳提学新刑律草案说贴后”。)这仍是从经义上讲，“妻齐”之义，是你劳乃宣承认的。至于“妇者，服也”，那是讲“妇”，和妻有区别，不取就是了。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逻辑。按照“人格”概念的逻辑是：人格→人格平等→男女平等→夫妻平等。但到了中国却不得不改一下。由于经义上正好讲到了夫妻是“敌体”的关系，也只讲了这一关系，因此，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承认夫妻是对等的。但这个涵义却不能扩大。也就是说，夫妻关系对等了，并不意味着男女平等。这是否说明，沈家本的意思，只是要对方承认夫妻平等，至于更多的，则是他无法顾及的了。换言之，在那样的语境下，如果说有逻辑的话，逻辑是这样的，“经义说多少，就有多少”。权利，似乎正在中国碰运气。如果能在经义中靠上只言片语，这种权利可能就被认可。如果经义中没有，那么，也就无所谓什么权利。
总之，经义的内容是固定的，解释者只能在这个有限的范围内转圆。同样的一句话在不同地方的运用，或者几句话中选取某一句作为依据，都已不再是简单的经义解释，而是不同的意识形态的争论。而那些关于经义的解释和运用方面的争论，对于旁观者而言，简直就是一种语言的游戏，或者是一场诡辩的盛筵。但是，回看清末的争论，由于直接关涉刑罚生杀，那场诡辩或游戏，却丝毫没有轻松的感觉。那场修律运动，有一大帮留日学生参加，这些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恨不得把刚学到的西方自由、平等的知识，全都写到《新刑律》和其他法律草案中。而沈家本，却迟疑着不发表意见，任由他们写下，带着碰运气的心情，看能不能蒙过去。然而，终究是蒙不过去的。《新刑律》刚出台，争论随即来了。这个老人，不得不站出来，因为，只有他还勉强有和对手对话的资格，也只有他熟悉对手的逻辑。他知道，惟有用对手知道的逻辑去辩论，才有保住修律成果的希望。
写到此，我似乎听到这个老人长叹一声，对那些年轻人说，“平等二字，不提也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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