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氏盖未究治乱之根，因而徇其一偏之见也。世或惩梁氏疏简之失，而谓法不可轻。此又非探本之论。梁之弊在法废，不在刑轻。法立而不行，与无法等。世未有无法之国，而能长安久治者也。(注：《历代
刑法考·刑制总考三》，第34页。)
那么，以沈家本的意思，法律应该怎样对待“士族”和“黎庶”呢?曰：
凡人皆同类，其人而善也者，茂林翘秀也；其人而恶也者，丛拨荒芜也。法之及不及，但分善恶而已，乌得有士族匹庶之分?士族之恶者，戮之，苟当其罪，何至使人离心?匹庶之善者，戮之，苟不当其罪，其嗟叹岂少也哉?若谓士族之恶者，亦茂林翘秀，匹庶之善者，亦丛拨荒芜，是使人但知士族匹庶之分，而不复知善恶之分矣，此大乱之道也。至八议收赎之法，皆必其情之可原者，亦非尽人而宥之。(注：《历代
刑法考·刑制总考三》，第34页。)
可见，沈家本认为，人都是一样的。人在法律面前，只有为善为恶，没有“士族”与“匹庶”之分。无论什么人为恶，都应刑之当其罪。不当其罪而处以刑罚，才会真正使得人们离心离德。杜佑的错误，就在于只知道“士族”和“匹庶”之分，而不知道区分善恶。这样论法律，可谓“大乱之道”。
沈家本用“善恶”来解释形式平等的正当性，令人耳目一新。并且，由于用法不是为了“尊主”，而是以“善恶”为标准，实际上已经突破了形式平等的范畴。这是因为，既然用法不分人的等级，而以善恶，那么，立法岂不是也应该以善恶，而不应区分等级么?
通过提出以“善恶”为立法和司法的评价标准，沈家本突破了形式平等的范畴，直接质疑那些没能贯彻“善恶”标准的制度。其中，“八议”这种区分等级差别的制度，立刻失去了合理性。“八议”之法，虽然唐律以来均保留其条文，但至少在清代，已经没有认真地执行了。为说明“八议”的不合理，沈家本专门抄录了雍正帝的谕旨作为佐证。谕旨中说：
夫
刑法之设，所以奉天罚罪，乃天下之至公至平，无容意为轻重也。若于亲、故、功、贤人等之有罪者，故为屈法以示优容，则是可意为低昂，而律非一定者矣，尚可谓之公平乎!
对此，沈家本深以为然，并下按语支持雍正：“伏读世宗圣训，言之尤为详明，实在可删之列。存之律中，徒滋疑惑而已。”(注：《历代
刑法考·明律目笺一》，第1791页。)这说明，因为“善恶”标准的提出，沈家本已存有删除“八议”条文之心。
形式平等的法律观，一方面是中国“本来的”；另一方面，维护这种最低限度的平等，在中国古代社会，仍有不可低估的进步意义。这一思想，也为治旧律的学者所认同，沈家本就是一个代表。难能的是，沈家本还为形式平等提供了新的解释，即以“善恶”的标准来评价法律适用上的平等。这一解释，又具有理论上的突破意义，将形式的法律平等观导入了立法层面。这种理论范畴上的突破，值得后世的肯定。
(二)“赎法”之于贫富
对那种区分社会等级的做法，沈家本采取了否定的态度，这使他的法律学说接触到了实质意义上的平等问题。但更深入的思考，还要得益于他对“赎法”的考订工作。
用金钱赎罪的习惯或制度，在中国颇有渊源。《尚书·吕刑》序：“吕命穆王训夏赎刑”。这似乎说明，赎法的历史可上推至夏代。但夏代的赎法，周代时已不可考，只能“训”而已。《吕刑》记载有周代的赎法，曰：
墨辟疑赦，其罚百锾，阅实其罪；劓辟疑赦，其罚惟倍，阅实其罪；@③辟疑赦，其罚倍差，阅实其罪；宫辟疑赦，其罚六百锾，阅实其罪；大辟疑赦，其罚千锾，阅实其罪。
可见，赎法实际上是对“罪疑惟轻”原则的贯彻。议刑有疑方可赎。如果“阅实”，则只能当其刑，不能适用赎法。即使如此，历代仍出现了许多批判“赎法”的言论。其中，主要的观点认为，赎法的施行，是使“有财者皆可以杀人伤人，而无辜者被害者何其大不幸也。且杀人者安然居乎乡里，彼孝子顺孙之欲报其亲者，岂肯安于此乎?”又曰：
有金者虽杀人，可以无死，而刑者相半于道，必皆无金者也。中正安在哉?(注：《历代
刑法考·
刑法分考十六》，第433页。)
沈家本将这些言论，尽收入了《
刑法分考》中。显然，“赎法”的合理性，涉及到了贫者与富者能否在法律面前享受平等待遇的问题。持否定意见的人认为，表面上，赎法的适用对每个人都是相同的。但因为赎金的限制，现实生活中，只有富人才能缴得起赎金，穷人则因缴不起赎金而只能受刑。这是一种实质意义上的不平等，故赎法不可谓“中正”。那么，沈家本是怎样看待呢?关于这个问题，沈家本分了两个层面加以解释。
首先，沈家本论证了“赎法”是否具有内在的合理性。他拿“赎法”比较了管仲以“甲兵赎罪”的做法。《管子·中匡》里记载，因“甲兵未足”，管子遂提议“请薄刑罚，以厚甲兵。”于是，“死罪不杀，刑罪不罚，使以甲兵赎。”沈家本认为，管仲的这种做法，“真利之矣，此霸者之政，与王者异也。”(注：《历代
刑法考·
刑法分考十六》，第436页。)而赎法，则“但见哀矜恻怛之意”，是“王者”之政无疑。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