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前提二 重伦常是中国人的道德，重平等是外国人的道德。
小前提 重伦常与重平等是对立不相容的。
结论 中国的法律只能重伦常，不能重平等。
可见，劳乃宣的两个大前提都没大的问题，但那个隐藏在他的文章中没有明言的小前提，却是导致他的结论出现问题的关键。这里的目的，并不是要来指摘劳乃宣。然而，必须指出，就法律与道德而言，沈家本应该有许多可以回击的地方。实际上，作为一个律学大师，沈家本一生都在关注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在《寄ｙí@①文存》和《历代
刑法考》等著述中，关于法律与道德关系的论述，随处可见。举例来说，刑律中规定“七出”，在道学家看来是当然之事，也是后世视为法律与道德相结合的代表。但沈家本却早有质疑。他在《明律目笺》一书中说：
淫侈、不事舅姑、口舌、盗窃、妒忌，此五者，当出者也。若无子、恶疾，乃妇人之不幸也，方矜之不暇，而遽出之，不太甚乎!(注：沈家本：“明律目笺二”，载《历代
刑法考》，邓经元、骈宇骞点校，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839页。)
这是明确指出“七出”的不合理。再来看关于“存留养亲”制度。“存留养亲”是要求议刑者对老人应保持矜恤之心，如果年老且只有一个儿子，这个儿子犯罪时，可以经赎罪后，留在老人身边奉养老人。这显然是因循道德而制订的法律条文。沈家本却不以为然。一方面，他认为，留养制度是为了怜悯老人，而不是犯罪本身可以宽恕，所以，至少在为老人送终后，罪犯仍应依照原罪处罚。当时的“一释不问”的做法，是“太宽矣”。(注：参见沈家本：“律令三”，载《历代
刑法考》，第912页。)以此可见，沈家本对道德入律的问题，更多地是从律学专家的角度去看待；另一方面，沈家本的本意，甚至根本就不赞成这个“存留养亲”制度。他同意金世宗的看法，认为一个人既然因一时气愤而可以犯法，是已经没有了“事亲之心”，也就是说，罪犯根本没有将老人放在心上，这样的人，又怎么可能期望他去侍奉老人呢?“老有子而不能侍，与无子无异。”所以，还不如对罪犯“论如法”，而老人由官府接济奉养就行了。(注：参见沈家本：“明律目笺一”，载《历代
刑法考》，第1798页。)这些论述，出现在不同时期，可以看出，沈家本以法律家的立场，对旧律中的伦常问题，有过长期的思考。这些思考，远比劳乃宣泛泛而论道德与法律的关系问题深入得多。一旦要和劳乃宣对峙，应当有很多话要说。然而，正如后来所看到的，沈家本选择了回避的方式。
但是，还是让我们来看看沈家本是怎样回应劳乃宣的吧。与劳乃宣的激扬文字相反。“书后”一文，惜墨如金。这篇文章，全是在讲新刑律中罪刑设置是否得当的问题。凡是劳乃宣指摘的罪名，都一一列出，作出解释。但绝不提道德与法律，也似乎根本就不知道“平等”一说。对于大部分劳乃宣所指摘的罪名，沈家本都解释为属于用“判决录”规定的范畴。如，劳乃宣说，《新刑律》应该规定“干名犯义”。沈家本说：
此告诉之事，应于编纂判决录时，于诬告罪中详叙办法，不必另立专条。
属于这种情况的，还有“亲属相奸”、“亲属相盗”、“亲属相殴”、“故杀子孙”、“杀有服卑幼”、“妻殴夫、夫殴妻”等。沈家本所说的“判决录”，是指由最高司法机关发布的有指导意义的案例。这样，就把“礼”、“法”双方的价值之争，转换成了法律技术问题。这其中，还隐隐带有指责劳乃宣不懂律例，不可与言专门之学的味道。对此，劳乃宣自然不好再多置喙。因此，劳乃宣在“声明管见说贴”中，开首就不得不承认：
“干名犯义”与“亲属相为容隐”，相为表里，为中国旧律精义，阙一不可。容隐之条，刑律草案已具，今以此条叙于判决录中，俾与刑律相辅而行，亦无不可。
不过，他还是唯恐有失，随即提出，“二者当同时颁行，方免偏重。”(注：劳乃宣：“声明管见说贴”，载《新刑律修正案汇录》，第24页。)但总的来说，大多数争议，算是被沈家本的这一方法给轻轻带过了。
然而，有的条文，仍然是需要解释的。如“故杀子孙”、“杀有服卑幼”、“妻殴夫、夫殴妻”等的量刑轻重问题。对此，沈家本抓住一点，即新刑律的量刑，既遵守了经义和礼教，又于史有据。还好，沈家本熟读经史，且精研历代
刑法。对刑制变迁，婉转道来，无不若合符节。直到《新刑律》未规定“犯奸”这一层，确实找不到历史和经义中的依据时，沈家本又将孔子的“齐之以礼”搬出来。说“犯奸”是风化之事，与需要“齐之以刑”的事情不同，因此，也可以不规定在刑律里面。总之，无论说不说得过去，沈家本都向人们表明，新刑律是按照礼教的精神在制订。但是，只要结合劳乃宣的指摘，就会发现，沈家本毕竟是用的“避重就轻”的方法。
劳乃宣的指摘，一方面，是说新刑律中的一些条文有悖礼教；另一方面，是说从这些有悖礼教的条文可以看出，新刑律是按照西方的平等原则在立法。沈家本在“书后”中，将劳乃宣指摘的条文，逐条列出，加以论证。论证什么呢?论证的是这些条文均没有背离礼教的精神!不但没有违背礼教，反而是大大维护礼教，甚至是恢复了在远古已经失落的真正的礼教精神。但这仍算是“就轻”。因为沈家本回避了劳乃宣所质问的：新刑律是不是按照平等原则来立法的呢?对这一点，沈家本只字不提。为什么不提?从后人的角度来看，沈家本的回避，可能有两种考虑。一是，沈家本身处朝廷。妄言平等自由，会树敌太多。修律大业，必将前功尽弃。这种考虑，应该是最符合当时的历史背景的。另一种可能是，沈家本以专家的身份，不屑与劳乃宣纠缠。这种可能性较小，但也不是完全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