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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中国与外域在历史上亦曾发生过种种文化思想上的交流和互动，然而此时的关系与前此各种关系不同的特征，在于此一关系乃是在中西整体性互动背景中展开的。
〔2〕百年来，中国论者有关中国发展问题的研究取向，实际上是极为复杂的，其间有与本文所述取向相反的取向，亦有诸多例外性取向，但笔者以为，它们并不构成基本取向；此外，本文所述的基本取向，严格限制在有关中国发展研究领域中诉求西方经验与理论支援并否定或无视中国传统的正面因素的范围，而且在时间上不包括1949年至1976年，因为此一时间基本上脱离了中西整体性互动背景。
〔3〕此一概念系C吉尔兹在其Local Knowledge一书中提出的，严格地讲，翻译成“认识”是不妥的，因为在吉尔兹那里，它不仅指characterization of what happened，而且还指imagination of what may happen。
〔4〕杨国枢、文崇一指出，中国学者“在以中国社会与中国人为对象从事研究工作时，往往偏重西方学者所探讨的问题，沿用西方学者所建立的理论，套用西方学者所设计的方法。”见杨国枢、文崇一编《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序言，台湾，1982年。此外，对我们颇具启发意义的观点，参见林毓生语，“五四人物对西方文化接受的态度也是一元论式的。当时的学者，往往接触到什么，就以为那是西洋文化的代表。譬如胡适一再强调杜威的思想是西方文化主流，是世界文化未来的取向。……到现在为止，我们还受这种思想模式的影响。”见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三联书店1988年版，页232—233。
（5）最为典型的例子是陈独秀与胡适，前者基本上信奉的是法兰西大革命的思想启蒙传统，而后者援用的基本上是杜威—格林一脉的英美思想传统，尽管二者信奉不同，但却在讨论中国发展问题时产生了同样的问题。关于这类问题的细节，作者将另文详论。
〔6〕这类问题很多，我们至少可以指出：本世纪80年代民主政治先行抑或经济发展先行问题的提出，本身就意谓着将西方发展结果的现代民主政治视做中国发展的前提条件；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激烈反传统主义的基设便是中国传统对发展构成了障碍；西方发展中解决问题的方法与后发型国家完全不同，前者是逐个解决的，后者往往是共时解决的，然而中国论者则常常忽略中国发展中各种问题共时发生共时解决的个殊性；关于西方的各种理论，尤其是民主理论，在中国论者处往往是作为“真理”被接受的，除了意识形态性的批判以外，迄今几无被认真分析批判过，进而演化成口号或另一种意识形态。需要强调的是，中国论者在运用西方理论及概念时所发生的问题远不止这些，还需另文专述；此外，由于中国论者研究课题的局限或者讨论问题的层面局限，这些问题未简得会同时出现于某一个别研究成果之中，或者几项研究中发生的问题亦未必同样。
〔7〕罗荣渠指出，“近年来研究东方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学者大都形成一个比较明确的观点：现代化并不是一个单向的历史过程，而是外部刺激与内部回应两者相结合的过程，具体地说，就是近代西方的冲击与东方国家本身做出反响的一个错综复杂的过程。对于受西方资本主义侵略的东方国家来说，自强图存的第一个回应是强烈的民族主义的，而这一回应的具体措施就是模仿西方的先进技艺，因此，对现代化认识的最早的理论概括一般都是西方化，虽然实际的现代化过程绝非按西方国家的模样亦步亦趋。”见《从“西化”到现代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页2。就是毛泽东也这样认为，“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见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然而不无遗憾的是，他们都对中国“为什么”要西方化、“为什么”只有学外国的问题未做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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