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过程中，批判商榷的文字有相当一部分(夏，1993；萧，1993；朱，1994；施，1994；鲁，1994；)。但是深而究之，无论是“近期难圆的梦”抑或是“几重障碍”，一般都是在承认中国市民社会的建构为实现政治现代化的有效道路的前提上展开的，而且批判矛头多局限在现实操作的当下可行性方面；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批判及商榷所依据的标准大多亦是西方论者的市民社会观或者是西方市民社会的发展经验，这就意谓着市民社会在中国建构的困难实际上是西方式市民社会在中国建构的困难。而且这些困难只是暂时的和可以克服的，只要这些障碍的被克服，中国便可建构出西方式的市民社会，进而实现政治现代化。
其次，如果我们对上述中国市民社会研究趋向做一更深层的剖析，我们便会发现中国市民社会研究在某种意义上是在承认西方现代化对中国传统的两分界定的基础上进行的，其间最为凸显的方面是，大多研究都否定中国以亲情血缘为基础的文化网络之于整合中国市民社会的正面意义，〔33〕忽视中国自身发展的经验对于形成中国市民社会品格的可能性。此外，中国市民社会研究主要关怀的是政治民主化的实现问题，然而却没有关于民主政治本身方面的相关性研究，他们基本上视西方民主政治为一当然最高目标，然而正是这一为中国论者视为毋需分析研究的民主政治目标，其中的诸多方面正日益受到西方论者自身的质疑和批判。〔34〕
通过上述对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简要分析，我们基本上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中国论者关于中国发展问题的市民社会研究，受到了“现代化框架”的支配，而且在此一思想框架的支配影响下，中国市民社会研究发生了上述问题。
结语
关于中国发展的研究乃是一项极为艰巨的工作。要拓深这方面的研究，不仅需要对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分析〔35〕，更需要对支配这些研究及相关的具体研究范式的思想框架及其预设做出分析和批判。本文通过提出“中国发展问题的研究受到了‘现代化框架’的支配并因此发生了相关的谬误”的理论预设而对中国发展问题的研究所做的再研究，便是此一方面的努力。当然，本文提出的理论假说还有待通过对其他有关中国发展问题的研究的分析给出验证，甚至对有关中国发展问题的研究受着某种思想框架支配的论断本身提出质疑亦属进一步验证的应有之义。需要强调的是，本文第三部分通过分析中国市民社会研究以验证笔者提出的理论假设的过程，实际上亦是对中国市民社会研究取向的某种批判，而笔者作为中国市民社会研究者所提出的一些观点无疑亦属被批判之列。我所坚持的信念之一便是：中国社会科学要发展，作为研究者的我们于当下或许更需要的是一种以知识上的自觉为基础的波普尔所谓的“爱因斯坦式”的批判精神〔36〕以及IBerlin在论及政治和社会学说存有巨大潜在危险时所主张的学者自己纠错和批判的责任。〔37〕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对中国发展研究论者采取寻求西方经验和理论的取向以及在此一研究取向下发生的种种问题的分析，并不意谓着对这种取向本身的批判，更不是简单的否定，而是对支配并影响这种取向的“现代化框架”的批判，因为正是此一框架本身的谬误使我们在向西方寻求支援的取向及研究方面发生了种种失误和扭曲。毋庸置疑，这里还在根本上涉及到中国论者在以中国发展为研究对象的时候应否采取西方的概念及理论的大问题，不过这是另一层面的问题，本文不论；但在此处至少可以指出的是，对于这样一个严肃的学术论题，凭持任何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态度随意论断都是不足取的，惟有透过谨慎的知识学分析和中性的方法论研究，我们方能期望在此一题域中获致知识上的自觉和认识上的拓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