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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的关键问题不只是我们须认识到“现代化框架”对我们的研究的影响，而且还在于须对“现代化框架”本身进行分析和批判；如此，它对于我们的研究的功用具体为何，方能凸显出来。不无遗憾的是，中国学人大都匆忙地进入中国的发展研究，未能冷静地将这种对研究具有支配力的“现代化框架”置于研究对象的地位而进行分析和批判。关于“现代化框架”的分析和批判，我们可以籍用西方学者自二十世纪60年代以后对现代化理论及其预设的批判以及艾恺所谓的世界范围反现代化思潮中的种种观点〔２1〕，将其概括为至少下述几点：第一，“现代化框架”将世界各国做传统与现代的简单两分处理，意谓着不是现代的就必然是传统的；这种武断的非彼即此的处理，紧要处在于如何对现代给出界定，但是这一界定所依据的恰恰是西方发展经验及其成就中抽象出来的因素；据此，“传统—现代”两分观具有着“西方中心主义”的蕴涵。第二，传统与现代的两分乃是经抽象而获致的纯粹形式，它使人们依据现实中并不存在的这种纯粹两极形式去构想世界，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以逻辑合理性替代历史的真实性。进而，由于这种两分观忽视了经验上的事实，甚或无视实证研究的重要发现以及人类学和历史学上的知识，所以根本否定了现代中隐含有传统、而传统中又往往存在着现代这一极为复杂的现象。第三，“现代化框架”预设的那种一成不变的单线性历史进化图式，其背后的根本要害在于将西方发展经验的偶然转换成一种普世的历史必然；它不仅意谓着于目的层面世界须依西方已然获致的成就水平向西方趋同，而且西方实现此一成就水平的方式亦具普遍有效性〔22〕；这意谓着对条件不同、文化相异的国家发展出具有个殊品格的现代化道路的可能性的否定〔23〕。第四，透过“传统与现代”的历史发展的前后序列排比以及认定现代化的实现以抛弃和否定传统为条件，“现代化框架”进而在设定传统是整体且同质的基础上，视传统为整体的落后，并且对趋向于现代的发展构成了障碍；这就意谓着传统社会必定要寻求现代，但同时必须整体地抛弃和否定传统；这无疑忽视了传统中所隐含的向现代转型的深厚的正面性资源。
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若干问题
一如上文所述，中国市民社会研究〔24〕始于本世纪90年代初叶；此一研究经《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的推动而逐渐呈现为一种关于中国发展的理论思潮〔25〕。关于此一思潮的理论定位，须切入中国论者采用西方市民社会概念及理论的基本背景中方能予以明确。
(1)中国知识界在进入90年代后开始严肃的理论反思，其间包括对有关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思考的“新权威主义”和“民主先导论”等做认真的剖析和批判，这在某种意义上表现为当代中国学人开始以理性的思考和稳重的选择替代浪漫激进的思考和急功近利的选择。此一层面反思的关键意义在于中国论者欲求摆脱以“国家本位观”为支援的自上而下的精英式路径的束缚而转向对社会力量的关注、欲求放弃一步到位达致民主政治的幻想而转入严肃地探究民主政治赖以建立的社会结构性基础的渐进道路；
(2)1992年初中国经济改革进入建立市场经济的新阶段，这就使资源流动、社会分化、国家职能转换、社会整合、社会空间确立等问题的提出及研究具有了现实可能的意义。这一经验层面发展的关键意义在于“国家与社会间疆界的确立”或“国家与社会间关系的建构”等新问题的提出，表证了以国家本位为基础的总体性理路的危机，从另一面相言，中国发展的现实进程需求某种能够对这些问题作出分析和解释的理论的出现；
(3)自80年代始，西方及东欧为回应其各自面临的问题而掀起了一股市民社会讨论“热潮”，“这股思潮之于西方及东欧国家，乃是对一个世纪前的市民社会理论的复兴，是对百年来国家与市民社会间极度张力的检讨和调适，因此基于现实层面的目标在西方国家表现为重新调整国家与时下依旧存有的市民社会的关系的努力，在东欧国家呈现为重建原本有过而现下丧失了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的努力”(邓，1993a，页60)。此一现象的意义在于，市民社会理论在国家与社会关系方面的有效解释力以及西方市民社会道路被认为在东欧的成功，都在某种意义上暗示了此一理论及其相应道路的普遍性效力，而这恰恰构成了对当下中国论者的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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