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正来自选集之二：中国发展研究的检视——兼论中国市民社会研究
邓正来
【全文】
问题的设定
自西方以暴力打开中国大门始，中国学者便整体地面临着一个如何看待或处理西方文明及中国传统的双向问题，其间当包括中西于观念及理论层面上的交互关系问题〔1〕，而这些问题则最为集中地反映在中国论者关于中国如何发展的研究之中。当我们本着严肃的态度检讨和反思百年来中国论者有关中国发展问题的研究时，我们便发见了一个基本且持续的取向〔2〕：中国论者固着地依凭一己的认识(sensibility)〔3〕向西方寻求经验和理论的支援〔4〕，用以批判中国的传统、界定和评估中国的现状、构设和规划中国发展的目标及其实现的道路。
当我们进一步对中国论者在这种取向下的研究成果做批判性分析时，我们发现了这样一些问题，即尽管中国论者所引用的西方理论不同、其理论渊源亦有所驳难，但在适用于中国的发展研究时却发生了同样的问题〔5〕：例如把西方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及西方理论旨在回答的问题虚构为中国发展进程中的问题；把西方迈入现代社会后所抽象概括出来的种种现代性因素倒果为因地视做中国推进现代化的前提性条件；把中国传统视为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的障碍而进行整体性批判及否定；忽略对西方因其发展的自生自发性而不构成问题但对示范压力下的中国的发展却构成问题的问题进行研究；在西方的理论未经分析和批判以及其理论预设未经中国经验验证的情况下就视其为当然，进而对中国的社会事实做非彼即此的判断，等等〔6〕。
如果我们不将分析仅仅停留在对中国论者采取的取向以及中国论者研究的问题“是什么”的层面，亦不将分析泛流于中国论者“只能”或者“应当”采取这种取向的不予深刻探究的“决定论”或空洞且皮相的论断层面〔7〕，而力图进入此一表象背后的深层思维模式做一番更为刨根问底的追问，那么我们就可以将此一问题转换成“为什么”的问式〔8〕，即(1)为什么中国论者在研究中国发展问题时采取上述取向?(2)为什么中国论者在上述取向下运用西方理论及概念研究中国发展问题时会发生上述问题?而这正是本文所试图回答的问题。 关于中国知识分子在中国发展研究中为什么固着且持续地寻求西方经验和理论的支援的问题，大体上有两种解释：一是侧重于西方外力强设于中国而导致的结果，套用EShils的话说，“当下(指六十年代初)西方之外的整个思想界……，都专注于西方的成就，迷眩倾倒于西方思想的成果。甚至那些具有伟大的原创性知识分子的日本、苏联以及中国亦都关注着西方，此不仅是因为国家或军事战略的缘故，他们还被西方的光芒所震摄，故缺乏对自己的思想的自信和自尊。”〔9〕JRLevension则更是明确断言，“传统中国社会的崩溃乃是西方力量冲击的结果，而西方的这种侵略，干扰并毁灭了中国人对中国思想自足性的信心”〔１０〕，遂使其诉诸西方的思想救济。另一种解释则侧重于中国学者因西方冲击而做出的以富强、救亡图存或完成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为依归的诉求西方经验和思想的回应。〔１１〕尽管上述两种解释的侧重面不同，但基本上是在“示范—接受”范式下的言述，即由于现代的西方对传统的中国构成了经验和知识层面的示范，所以中国学者不论是因为缺乏思想上的自信还是为了中国的发展都只能接受西方的经验和理论。然而，当我们采取较比谨慎的态度将上述似乎确当的解释置于整个非西方社会中予以考察时，便发现其解释力的失当，因为一些与中国同样处于西方示范下的非西方社会的知识分子，在考虑和研究其国家的发展时并未采取与中国学者同样的取向〔１２〕，换言之，西方对中国的示范，就中国学者采取上述取向言，只构成必要的条件而非充分的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