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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框架”的批判
在将本文提出的预设置于中国市民社会研究背景中做个案分析以前，依据论证逻辑的需要，我们须首先对本文所谓的“现代化框架”做出界定。
一如上文所述，“现代化框架”与西方学者提出的各种现代化理论不同，但西方学者关于现代化的种种思考却构成了此一框架的思想渊源。西方现代化思潮中的历史观(孔德、斯宾塞)、典型观(Tonnies、涂尔干、韦伯等)以及结构——功能观(帕森斯、列维等)都是“现代化框架”的理论资源。尽管上述种种现代化的观点存有歧异而且在方法上亦不尽相同，但是一般而言，整个西方现代化理论架构是以下述两个假设为基础的：
假设一，当下世界的所有国家都可以根据西方现代化所取得的成就而被界分为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这便是人所熟知的“传统—现化”两分观。套用Theda Skocpol的话说，“此一方法乃是细心建构‘传统’对‘现代’的非历史的理想类型，然后将其应用到国家研究的案例上。”〔１８〕
假设二，人类历史注定沿着单一轨线发展，此一轨线由前后相续、性质严格区别的阶段构成；依据上述“传统—现代”两分观，这种发展就表现为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进化，—如JLaPalombara所言，“‘现代’与‘现代性’这两个术语意谓着社会达尔文主义模式的政治发展，并暗示改变是不可避免的，且其进展具有许多明显的阶段，后来的进化阶段则比先前的阶段更复杂亦更美好”。〔19〕
这种以“传统与现代”两分观及“传统必然向现代”的进化观为思想支援的各种现代化理论，原本是西方学者对西方社会在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前后阶段的思考，但当它被用以解释非西方的发展问题并为非西方学者接受时，这种思想和理论就摆脱了其发生学意义上的限制，而成为一种较为普适的关于各种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思想框架”，亦即我所称谓的“现代化框架”。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这种以西方化的世界发展观为依托的“现代化框架”，在历史上并不是整体性地、一次性地为中国知识分子接受下来的。中国近现代思想的发展轨迹明示，中国学人对此一框架的接受是伴随着他们在“发现西方”(史华兹语)的背景下经“中国中心”观、“东方精神——西方物质”观、“西化”观的演化而逐渐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达致普遍化的，后又经中国学人向西方舶取各种现代化理论而得到强化。〔20〕当然，我们毋需设想上述“现代化框架”在每一个知识分子头脑中都具有清晰的表现，或被明确且系统地认识，但是较为一般的情形是，它往往是在中国知识分子思想深层中被视为当然而不被深究，并确实地在其思考和研究中反映出来。
毋庸置疑，这种由西方学者依其视角而产生的所谓现代化思考，一俟在认知层面上为中国学人作为思想框架接受下来，就势必依其自身的逻辑开始发生作用，或者，一如福科所谓权力依赖知识的建构又产生它的那种知识，现代化框架既依凭中国学人发现西方的知识建构而得以确立，同时又使中国学人在其支配下生产出各种变异性知识。这两个相关方面于现实层面的逻辑展开便是：第一，“现代化框架”的被接受，给西方对中国的示范注入了某种合法性“暴力”意义；在这种暴力性示范下，中国学人毫无批判地向西方舶取经验和引进理论，便被视为合理的甚或应当的；第二，它使中国学人有关中国发展的研究及其成果都必须经过此一思想框架的过滤，亦即依着“现代化框架”对这些研究做“语境化”或“路径化”的处理，进而使这些研究成果带上此一框架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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