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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论者为什么在上述取向下运用西方理论及概念研究中国发展论题时会发生上述诸种问题，据我所知并无现成的答案，然而一些相关的观点可能对我们有某种启发意义。林毓生曾就五四中国论者全盘否定传统文化以及盲目接受西方思想的问题，给出过源出于中国传统中一元论或唯智论思想模式的“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途径”的解释，而且还做出过对源出于中国传统中“机械式、一元式”地接受西方观念的思想模式的批判〔１３〕。本杰明·史华兹在讨论严复的“富强”观时指出，“他对于富强的关注、他对于西方文明中‘浮士德性格’的反应……构成了当时所有独立思想流派的基础，并与它们都发生了联，不管这些流派自登台之日起即标榜为社会主义的、自由主义的或者甚至是新传统主义的”。〔１４〕张灏则比史华兹更明确地指出了“救亡图存”的过滤功用；在列强进逼之下，“一时救亡图存的意识弥漫朝野。在此意识的笼罩下，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大规模地接受西方思想……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西方思想的来源是很驳难的；有的来自民族主义、有的来自自由主义、有的来自浪漫主义以及其他的思潮，可是这些思潮都是经过群体意识的过滤而被接受进来的。就因为这一层过滤，很多西方思想已非原来形态”。〔１５〕显而易见，林毓生的解释或批判不仅因其宣称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模式“未受到西方思想源流的直接影响”〔１６〕而显有偏颇，而且因其解释范围的明确限定而无力解释本文上述的其他问题。史华兹与张灏的解释显然更趋近我们的问题，但是他们发现的作为各种思想基础的“富强”观或对其他思想具有过滤功用的“救亡图存”意识，从逻辑上讲，充其量只涵涉了中国论者向西方寻求经验及理论支援的可能性，以及在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性时所引进的理论可能会被误读或曲解，然而依旧无力回答我们所提出的那些并不是因为误读或曲解而存在的问题。
然而，此处毋宁强调的是，他们的观点对于我们在回答上述问题时具有两个方面的启发意义：(1)中国论者在研究中采取那种取向并发生那些问题，可能是某种对中国论者具有支配力的思想框架使然，尽管这种框架不是他们所说的那种观念或意识；(2)中国论者在研究中发生的那些问题，可以依据不同观点或方法对之进行逐个分析和解释，但却无助于分析和批判其背后的整体思想框架。
据此，本文的理论预设是：中国论者采取寻求西方经验和理论支援的取向乃是以中国论者在有关中国发展问题的研究时接受某种被认为足以证明此类示范为当然的思想框架为充分条件，亦即受着某种思想框架(或称思想模式)的支配，而且中国论者研究中的上述问题(当然不是指研究中的全部问题)与受这种思想框架的支配以及这种思想框架本身具有的谬误间存有着紧密的因果关系。我们姑且称其为“现代化框架”(framework of modernization)。此处需要强调的是，“现代化框架”带有明显的“思维定式”成份或“前见”性功效，因此与西方知识分子提出的各种现代化理论本身不同，尽管二者间存有内在的逻辑勾连。此外，这种框架与那些几乎无从验证的公理性命题〔１７〕不同，因为它本身及其所含预设是可以进行验证、分析和批判的。但是，要对本文所提出的理论预设进行全面验证和分析，恐必须对百年来中国论者有关中国发展的种种研究予以清厘和分析，这显然不是本文的能力所及。因此，笔者拟采用个案分析的方式来验证上述预设，即把上述预设置于中国大陆于本世纪90年代初展开的关注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理论研究“场景”之中，进行验证和分析。这种分析至少具有两个意义：(1)如果我们的预设得以证明，至少可以说明“现代化框架”对我们关于发展研究的支配，就某个面相言，在当下的90年代继续具有功效，从而使我们得以自觉地修正和批判这一框架；(2)如果我们的预设未能得到证明，那么我们通过指出“现代化框架”所具有的误导性问题并对其做出简要的分析和批判，亦至少有助于中国市民社会论者以及其他发展理论研究者在进一步拓深其研究时对此一框架所可能产生的影响保有足够的警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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