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道听途说，以讹传讹。
中国“产权”学家刘伟、平新乔在其专著中介绍《社会成本问题》和“靠斯定理”时，多次说“科斯以耕种小麦和牧羊的关系为例……”，“科斯认为……牧羊者……耕作者……”等等。＜见《经济体制改革三论：产权论·均衡论·市场论——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的思考》第101—10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2月版。＞
其实，靠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中根本就没有提到过羊和牧羊者，只是提过牛和牧牛者。这种错误虽然不大，但让读者怀疑：作者是真的读过靠斯的文章还是道听途说？
中国产权学家段毅才在《经济研究》1992年第8期第72页上说：
“为了进一步区分产权与所有权，科斯举例说，‘即使在自己的土地上’开枪，惊飞了邻居设法诱捕的野鸭，‘也是不应该的’。在这里，‘土地’以及‘枪’的所有权都是明确的，但枪的所有者却‘不应该’开枪。这就说明，问题已经超出了所有权的范围，而属于产权问题了。”
段毅才还在注释中注明，靠斯的“举例说明”载于靠斯的论文集《企业、市场与法律》中译本第50页上面。
笔者仔细阅读了《企业、市场与法律》的中文版以后，发现段毅才犯了三个明显的错误：
第一，靠斯确实提到过一个有关“枪声吓跑野鸭”的例子，但这个例子载于论文集中译本的第55页上面，而不是出自第50页上面。
第二，靠斯并非自己举例，而是说在一次关于无线电立法的讨论中，别人举过许多例子，其中包括野鸭的例子。并评论说：“有些例子无疑很离奇，但大多数基本上还是与无线电干扰问题有类似之处。”＜见《企业、市场与法律》第55页。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10月版。＞
第三，出现野鸭之例的那篇文章的题目叫做《联邦通讯委员会》，靠斯在这篇文章中虽然多次提到“产权”这个概念，但从未说“产权和所有权有什么什么区别”。相反，靠斯正是将“产权”当做所有权的同义词使用的。
由于《经济研究》是中国的权威杂志，所以段毅才的错误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其他中外经济学家。
在《唯实》1995年第2期第7页上，在南京出版社1995年9月出版的《西方市场经济理论》第341页上，我们都可以看到，上述段毅才的三点错误已经被中国其他一些经济学家所完全重复。
关于野鸭的例子，“进口转外销”以后，到了国外的一些经济学家的笔下，就更加离谱了。
俄罗斯经济学家勃罗赫（Борох）在《产权理论与中国的改革》一文中说：段毅才等中国经济学家在《经济研究》1992年第8期第72 页上“举例解释自己的思想：如果邻居的一只鸭子飞到了所有人的田地里，他无权举枪射击这只鸭子（他也是枪的所有人），因为在这种情况下，问题已经超出‘所有权’的范围而发生‘产权’问题了。”＜见俄罗斯《远东问题》（Проблемы Далъ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5年第1期第59页。＞
你诱捕的野鸭，变成了你家的鸭。本来在野地里捕诱的野鸭（靠斯的原始记录），变成了跑到了我的田地里的野鸭。本来是“另一个人在附近用枪声把野鸭吓跑了”（靠斯记录的原话），变成了“即使是在自己的土地上开枪，惊飞了邻居设法诱捕的野鸭，也是不应该的”（段毅才笔下所谓“靠斯举的例子”）；又变成了段毅才等人认为：土地和枪的所有者“无权”在自己的土地上“举枪射击”入侵的“邻居的鸭子”（勃罗赫笔下所谓“段毅才举的例子”）。真是以讹传讹，越传越讹。
每个人都可以以野鸭做事例，怎么说都可以，但是不能将“别人的野鸭”说成是“靠斯的野鸭”，不能将“美国的野鸭”说成是“段毅才的家鸭”。这是作为一个学者应当具有的基本的治学态度。没有这种基本的治学态度，做出来的学问恐怕是要打引号的。
六、“产权”本体质疑
从本体论上看，“产权”是不是一个客观存在呢？也就是说，在人类社会的权利体系中，是不是有一部分叫做“产权”的权利存在呢？笔者以为，如果认为“产权”就是所有权的话，那么，“产权”当然是一个客观存在，在这个意义上讨论“产权”改革也是有价值的。但是，如果认为“产权”是不同于所有权的一种权利的话，那么，它就不是一种客观存在的权利。理由如下：
（一）靠斯为何不说“产权不同于所有权”？
靠斯（Coase，有人译为科斯，也有人译为高斯），美国“产权”学家， 被认为是西方“产权”学说的鼻祖，可是靠斯本人却从未给“产权”下过定义，甚至也很少使用“产权”这个概念。在《企业的性质》和《社会成本问题》中，靠斯只使用“权利”的概念而不使用“产权”的概念。在其他场合也确实使用过“产权”的概念，但只是当作“所有权”的同义语使用的。比如，在《联邦通讯委员会》一文中，靠斯说：
“从我们的一般经历可以知道，土地可以通过价格机制分配给土地使用者，不需政府管制。但如果没有建立土地产权，任何人都可以占用一块土地，那么显然将发生很大的混乱，价格机制不起作用，因为没有可供购买的产权”。靠斯又说：“如果一个人用一块土地种庄稼，另一个人可以接着在种庄稼的土地上建房，随后又来一人拆掉房子用作停车场，毫无疑问，将这种状况称为混乱是恰如其分的。……不建立资源的产权，私营企业制度就不能正常运行。产权建立以后，任何希望使用这一资源的人就必须向资源所有者付钱。这样，混乱就消失了，政府除必须以法制来确定产权和调解争端外也得这样做。”＜《企业、市场与法律》第37
页。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 10月版。＞
在这一段文字中，靠斯五次使用了“产权”的概念，但却看不出这五个“产权”与“所有权”有什么区别，如果将这里的五个“产权”换成“所有权”的话，这段文字的含义、意义不会有任何变化。
由此可见，被“产权”学家奉为鼻祖的靠斯，并不认为有一个不同于所有权的“产权”存在。
（二）“产权”学家的“产权”定义难以自圆其说的客观原因是什么？
“产权”定义难以自圆其说，主观原因当然与“产权”学家的治学态度有关，但客观原因是什么呢？笔者以为，客观原因就是：“产权”本来就不存在。硬要将一个不存在的东西说成是存在的东西，只能越说越糊涂，越说越自相矛盾，越说越不能自圆其说，越证明越“证不明”。
在本文第一章中，笔者已经对若干“产权”定义进行了质疑。这里再分析几个关于“产权”存在的说法，看它们能否证明“产权”本体的存在。
其一，是“产权”还是人权？
中国经济学家樊纲说：你有一间房屋，我也有一间房屋，双方的所有权都很明确。如果你半夜三更在你自己的屋子里跳迪斯科，这种行为既没有违反你的所有权，也没有侵犯我的所有权，并不会发生所有权的争执；但是，你的行为却闹得我不得安宁，这就发生“产权”问题了。＜见《市场逻辑与国家观念》第15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1月版。＞
樊纲所说的安宁问题其实不是“产权”问题，而是通常的人权问题。如果甲有破坏他人宁静生活的权利，乙没有获得宁静生活的权利。那么，甲干扰乙的生活安宁完全可以与财产无关。当然，甲可以用自己的财产——收音机、录音机、电视机等等——来破坏乙的安宁。但是，甲更可以用自己的嗓门对着乙的窗户吼叫，也可以用脚踹乙的屋门，也可以到马路上拣几块砖头去砸乙的窗户上的玻璃或敲打乙的墙壁。所以，安宁问题是人权问题而不是“产权”问题。
其二，法律岂能等于“产权”？
中国经济学家刘伟、平新乔认为：篮球场相当于市场，“产权”相当于打篮球的规则，经营权相当于球员打篮球的各种权利。＜见《经济体制改革三论：产权论·均衡论·市场论——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的思考》第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2月版。＞
如果说“产权”相当于市场规则的话，就等于说“产权”就是法律，因为市场规则就是市场法律。
然而，法律怎么能等于“产权”呢？法律规定权利，但法律毕竟不等于权利。法律还规定义务、权力、责任、程序，等等。市场法律不仅规定法人对于财产的权利，还规定法人的人格权、名称权、身份权、生存权、发展权、休息权、死亡权、诉讼权……，虽然这些权利与财产都有关系，但不能说与财产有关系的权利就是“产权”。否则，人类的一切权利就都是“产权”了，因为人类的所有权利都与财产有关系。
其三，受到限制的所有权就不是所有权了吗？
中国经济学家储东涛说：“产权与所有权是有区别的：产权是受到时空限制的所有权。”＜见《唯实》1995年第2期第7页。＞
笔者以为，受到时空限制的所有权也还是所有权。所有权本来就是受到限制的，而且世界上的任何权利都是受到限制的，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对所有权是不限制的。就世界上通行的做法来说，商标的所有权是十年，发明专利的所有权是二十年，著作权中的财产所有权是五十年。这些都是时间限制。有的国家规定胎儿有财产继承权，有的国家规定胎儿没有财产继承权，这也是对所有权的时间限制。绝大多数国家规定，公民死后不再享有财产所有权，这也是对所有权的时间限制。美国公民可以拥有枪的所有权，但是当一个美国人踏进中国的领域时，他对枪的占有和使用的权利就必须中止，这就是对所有权的空间限制。菜刀的主人可以用菜刀切菜，但不能用来杀人；汽车的主人可以用汽车运送客、货，但不能用来撞人；现代国家任何有权势的人，都不能拥有奴隶；这些都是对所有权的空间限制。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
五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这说明，所有的权利，包括所有的所有权，都是受到时空限制的。
既然所有的所有权都是受到时空限制的，那么所有的所有权就都是“产权”，所有的“产权”就都是所有权，“产权”和所有权还有什么区别呢？所以，储东涛对“产权”的证明，也不能说明“产权”的客观存在。
总之，“产权”学家无法在理论上证明“产权”的客观存在。
（三）为何中国“产权”学家最终都回到所有权上去了？
中国“产权”学家丁建中在《产权理论及产权改革目标模式探索》一书的上篇和中篇中，对“产权”和所有权的区别做了许多论述，可是在第三篇中谈“产权”改革目标的时候，说的全是传统的所有制和所有权的改革问题。什么国有企业职工持股；什么农地公有，农民永佃；什么乡镇企业的股份合作制；等等。没有一项改革目标与他自己说的“产权”概念有直接的关系，与“靠斯定理”，与阿尔钦、德母塞茨等人的“产权”概念更没有关系。
中国“产权”学家刘伟和平新乔说，“产权”之所以不同于所有权，是因为“产权实际上就是债权”。＜见《经济体制改革三论：产权论·均衡论·市场论——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的思考》第13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2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