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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提高对刑讯逼供犯罪处刑的确定性。
要提高对刑讯逼供犯罪处刑的确定性，就必须提高对刑讯逼供犯罪的控制能力，也就是提高检察机关在查处刑讯逼供犯罪过程中的获取证据的能力，要做到这一点，只有从根本上改变目前的秘密讯问制度，侦查、羁押不分，羁押期限过长等现状。
（1）秘密讯问向公开讯问的转变。
基于国家控制犯罪之需要，秘密讯问有其必要性，但是如果基于对犯罪嫌疑人权利保障的考虑，讯问应当在某种范围内相对公开。这种公开只能是相对的，笔者的设想是公开讯问过程，但不公开讯问的内容，以在国家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谋求相对的平衡。具体措施可以是：第一，保障犯罪嫌疑人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自讯问之始便允许律师介入，在讯问时律师只能在看得见讯问过程，但听不见讯问内容的空间里监督讯问的进行，并对讯问过程中讯问人员的行为表现予以记录，如对讯问人员的刑讯行为、威胁性身体动作等进行描述。第二，借鉴其他一些法治国家的做法，对讯问过程进行全程录相或录音，将讯问过程予以固定，为刑讯逼供犯罪的查处提供证据来源。
（2）建立侦查、羁押分离制度。
羁押场所作为公安机关的一个下属机构，不能形成对侦查程序的制约，建立侦查、羁押分离制度，明确羁押场所对犯罪嫌疑人的人身安全保护责任，赋予其对侦查程序的制约权力。具体制度可以是：第一，从行政组织上将羁押场所从公安机关中剥离出去，成为一个独立于公安机关的机构，或者隶属于其他不行使侦查权的司法行政管理机关，如司法局；第二，建立完善的犯罪嫌疑人进出羁押场所的身体检查制度，对犯罪嫌疑人进入羁押场所时的身体状况、每次提审后的身体状况进行检查、纪录，以获取刑讯逼供所形成的身体证据；第三，建立羁押场所在押人员权益保障体系，如在看守所设立法律援助性质的值班律师制度，畅通犯罪嫌疑人对刑讯逼供等侵犯其权益行为的控告途径。
（3）缩短刑事拘留后提请审查批准逮捕的羁押期限，检察机关在审查批准逮捕时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了解侦查人员有无刑讯逼供行为，即审查批准逮捕时，不但要审查案件的事实和证据情况，还应当及时审查侦查程序的遵守情况，对刑讯逼进行控制。
羁押时间过长，延续了犯罪环境的隐蔽性，使刑讯行为在犯罪嫌疑人身体上遗留的身体痕迹被时间淡化，缩短刑事拘留的羁押期限，检察机关尽可能早地介入侦查程序，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这种封闭性，对于提高对刑讯逼供犯罪的控制能力所具有的作用将不容忽视。
当行为收益被剥夺，成本巨大而无利可图时，经济理性之人将因转而寻求另外一条同样可以达到其目标的路径。
四、结语
人是经济理性之动物，这本是一种假设；人类对肉体痛感充满着恐惧，这也只是一种假设；在刑讯之下，犯罪嫌疑人将口吐真言，案件因此顺利得破，这也只是一种假设而已。因为我们时有发现在现实生活中有人不为经济利益所动；有人因为寻求精神永生而蔑视肉体的痛苦；也有犯罪嫌疑人在刑讯之下仍然闭口不言，或谎言连篇。刑讯逼供看似成本低廉，收益甚丰，但也有可能是诸多的侦查认识途径中代价最为昂贵的一种选择。因为侦查还不仅仅是一种认识论上的实践活动，在法治的语境中，侦查还是一种价值论上的实践活动。侦查不仅是认识案情，对过去的事实予以回溯证明，还应通过侦查所表现出来的正当程序来培养人们的程序观念、守法意识、对法律的忠诚、信赖，或者对法律的信仰。也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种被动的社会治理现状，从总体上为国家节约有限的司法资源，降低社会管理成本。
但是，刑讯逼供——一种执法者的违法（犯罪）行为，它所侵害的不仅仅是作为个体 的犯罪嫌疑人的具体权益，诸如人身权、诉讼权……，更重要的是它破坏了人们对于法律的一种信赖基础，警察——执法者——正义的维护者——正义的破坏者，在这种矛盾的角色冲突中，公众无法将对法治秩序的希望寄托在执法者身上，首先是对法治的一种失望，然后是漠然，然后是拒绝为国家分担任何的社会管理负担……。我们只要看看悬赏破案、证人拒证，我们就会明白“如果社会上一部分人的非正义行为没有受到有效的制止或制裁，其他本来具有正义愿望的人就会在不同程度上效仿这种行为，及至造成非正义行为的泛滥。”［7］，由此带来的将是无法估量的、巨大的社会管理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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