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根据“实质说”的主张，对合法权益保护型义务和危险源管理监督型义务作判断时，主要应考虑：不作为者是否对他人的生命、身体、财产有排他的、实质的支配。按照前田雅英的说法，只有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才认为支配关系具有实质性，不作为犯才能认定：（1）行为人处于能够控制已经发生的危险的地位（如实施了承担危险的行为的场合）；（2）存在结果发生的重大危险；（3）容易防止该结果的发生；（4）不存在其他可以防止结果发生的人；（5）行为人和被害人之间存在根据法令或者合同所确定的关系。[13]

　　根据这种观点，酒店店主将烂醉如泥的顾客带到交通繁忙的街道，对其生死完全不予理会的，可以根据法益保护型义务认定其成立故意杀人罪；出租车司机见酒后上车的乘客沉睡，不可能辨明意欲前往的方向，即将其抱下车，置于偏僻的路边，致醉酒者冻死的，可以基于功能保护关系所产生的作为义务成立故意杀人罪。

　　但是，饭馆老板A发现有顾客在店内发生口角，后来一方故意使用程度很高的暴力伤害他人时，不予阻止，也不及时向警察报告，最后被害人受重伤的，按照实质说，也不会得出店主有刑法上的作为义务的结论，不能认定其成立故意伤害罪的帮助犯，因为饭店并不是危险源，A没有危险源管理义务。

　　总体来讲，作为义务实质判断立场主要考虑的是：（1）合法权益是否存在现实的危险，或者不作为行为人自己的先行行为是否创造了特定的危险？（2）是否因为与被害者之间存在特殊关系而被社会期待履行保护义务？（3）行为人的不作为是否对结果的发生具有绝对的支配作用，换言之，在当时的情境下，是否存在其他防止危害结果发生的可能？同时考虑这三点的作为义务根据学说，就可以称为“实质的作为义务说”，它不是仅仅考虑行为人和被害人之间存在根据法令或者合同所确定的关系这种形式化的东西，而是要实质地确定这种关系是否存在，同时要实质地确定不救助行为和法益侵害之间有何“特别紧密”的关联、如何产生这种关联，以及这种关联的社会意义。前述关于对特定法益的保护义务和对危险源的监督义务的分类，就贯彻了这一思路。

　　对作为义务发生根据的实质解说，阐明了司法实务上惩罚不作为犯的实质根据，使得司法活动的结论具有相对合理性。

　　（二）实质说的问题点

　　完全按照通说来认定不作为犯，在实践中不一定行得通，因为形式上的义务来源描述方式，并没有给保证义务提供一个实质的理论基础。换言之，在实践中，有时需要坚持实质的判断标准，即作为义务的根据在于保护特定法益的功能（保护义务）与监控危险来源的功能（监控义务）。在理论上，对行为人有无作为义务按“形式的四分说”可能有激烈争论，但是，司法实务可能对这些争议不予理会，按照实质的标准直接认定行为人负有作为义务。这样，就需要考虑作为义务实质化究竟会带来何种负面影响的问题。

　　对“实质的”义务根据说，必须要进一步加以缩限，否则不作为犯成立的范围可能还是会过于扩大，道德和法律的界限就会被混淆，刑法谦抑性就无法保持。对此，学者指出：“保护义务的功能理论为揭示保证义务的社会含义提供了一个基点，但是，保护义务的形式来源仍然是义务认定中不可忽视的一个内容。否则，保证义务将变得漫无边际。”[14]例如，房主甲发现误入者乙体弱多病时仍不予理会，乙最终死亡的，即使房主与死者完全不认识，按上述的实质说，或者一些司法人员的思维定势——有人死亡，就需要其他人对此事件负责，就可能得出房主甲成立不作为故意杀人的结论。但是，按照Roxin和Schunemann教授的观点，不作为必须是“对造成结果的原因有支配”，而…支配’在核心上当然意味着一种实际的、社会上产生作用的意志力（Willensmacht）。”[15]在本案中，需要考虑的是，房主对造成结果的原因并没有支配控制，并无危险创设行为，一个人的家也并不在任何时候都是危险源，所以，认定甲的行为构成犯罪并无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