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平衡精神是合理使用制度的合法动因”{4}。从宪法框架认识合理使用的正当性也可以基于利益平衡的理念与原则加以理解。在将合理使用视为一种宪法性权利时，需要在著作权人的法定权利与公众获得知识、阅读和视听的宪法性权利之间实现平衡；而且在平衡点的掌握上倾向于合理使用的宪法性权利。这种宪法性权利与宪法确立的公民的基本权利与自由密切相关。如对著作权作品中的知识、信息的“接近权”在美国最高法院中越来越多地被解释为权利法案保护的完整权利的一部分。美国最高法院还认为，出版自由权利不仅保护了出版者的印刷、出版和发行作品的权利，而且也是公众获得信息和思想的权利，是阅读和视听的权利{3}。

　　在平衡的层面上，合理使用的宪法性可以从著作权的严格限制以及著作权法对确保公众合理接近作品的公共利益的角度考虑。著作权被认为是一种垄断性质的权利，国外一些司法判例对此已有反映。如美国最高法院主张著作权是一种垄断，[5]著作权是垄断的形式。[6]甚至在最佳点上，“著作权有必要涉及限制权以及垄断知识扩散的权利”{5}。这种垄断虽然不同于反垄断法环境下的“垄断”，但在不受限制的情况下，它有发展为后者的可能。因此，对法律保障的著作权进行严格限制是必要的。为获得利益之平衡，对著作权的保护与确保著作权法中公众合理接近作品的公共利益应当处于同一基线，而且在同一基线上公共利益对著作权人具有优先地位。

　　对著作权作品的接近主要是以确立合理使用原则为核心的。合理接近的公共利益体现为合理使用的宪法性权利，这种宪法性权利受到保护，以防止著作权人对其作品利用的不适当控制。在确定专有权范围上，按照利益平衡原则，应当重视以下两点：一是应当对专有权作严格解释并严格限制；二是在权利定位上应使授予的著作权相对于通过合理使用的合理接近的权利而言处于次要地位{3}。其中“公共利益优先”的原则十分重要。在认识合理使用的宪法性原则以及宪法层面上的正当性方面，这一原则依然值得重视。

　　3．合理使用宪法性权利对支撑著作权法的重要性

　　确认合理使用适当的宪法地位可以认为是保护著作权制度不致崩溃的主要手段之一。在著作权作品的利用中，典型地区分为商业性利用和与非营利性质的教育、研究、学术活动等有关的非商业性利用。在非商业性的教育、研究和学术活动中，智力创造者利用作品的重要特点是在已有作品基础上形成新的智力创造成果。这种活动是存续文化和科学所必须的。非营利性的知识创造活动离不开著作权合理使用的保障。在非营利性创造活动上，通常的著作权激励论的观点难以解释非著作权性动机。有的学者认为，与非营利和非商业性使用相对应的著作权制度的实质性部分，是它作为对创造性活动的必要激励的假定错误。著作权法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对非营利性活动的关注。《著作权法》赋予著作权人的著作权虽然具有垄断性，其中合理使用的宪法性权利却能保障公众必要地获得与使用著作权作品；并且，合理使用的这种宪法性保护相对于单纯的授予著作权人的垄断权具有优势。在平衡通过合理使用的宪法性权利和著作权时，这种平衡应向合理接近的宪法性权利倾斜。合理使用是实现对公共利益的宪法性保护应对著作权人利益的设计，也是支撑著作权法的重要机制{3}。特别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著作权人的专有权有不断扩张的趋向，非营利性的教育、研究或者学术的目的而对著作权作品的合理使用比其他类型的合理使用更需要得特别保障。无论如何，将合理使用的地位上升到宪法性权利的高度，将其强化为确保社会公众对著作权作品必要的获取与利用，有利于更好地促进著作权法的改革和完善。事实上，即使是从著作权人的角度看，合理使用制度最终将被看成是有利于公众的使用，因为就使用其他作品而言，著作权人也是社会公众的一员。也就是说，即使是从著作权人方面考察，也可以理解合理使用的宪法性权利的重要性。

　　合理使用制度从根本上体现了著作权法对公众利益的关注。著作权法是我们社会文化权的一部分。著作权立法的一种重要思想即是将公众利益放在重要位置，著作权的存在甚至被假定是为了公众的利益。在著作权的宪法视野方面，如果公众在有些情况下能够优先获得复制品，即使在某种程度上有较少的作品被出版，公众的选择仍然是决定性的。禁止公众复制它所需要复制的东西没有正当性。另外，在深层次意义上，著作权法也鼓励其他作者在原有作品的基础之上创作新的作品，从而将表达延伸到新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