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理使用具有的宪法保护效果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权利平衡的需要，而公共利益对于著作权人的利益具有优先地位。换言之，合理使用在合理接近中的公共利益胜过著作权人的法定垄断权。二是举证责任从被指控的侵权人转移到著作权人。由于著作权只是制定法的一个创造，著作权人享有的著作权是一种专有权，这种权利本身不是具有宪法性质的权利。著作权法的历史沿革也说明了作者不存在具有宪法性质的财产权。在平衡著作权人的法定权利与公众获得知识、阅读和视听的宪法权利之间，这种平衡的达成须偏向于公众的宪法性权利{3}。

　　将合理使用上升为宪法权利，有助于在不损害著作权人对作品进行专有控制的前提下确保作品的使用者和传播者对著作权作品的适当接近。从宪法权利的角度可以更加深刻地看出，合理使用制度设计背后深层次的缘由。将合理使用上升为宪法权利，还意味着合理使用具有宪法性保护的效果。在这种宪法性保护和著作权人专有权的较量中，宪法性保护占据优势地位，如在考量合理使用的宪法性权利和著作权保护的平衡中，需要向合理使用的宪法性权利倾斜。这主要是因为，合理使用的宪法性权利代表了对公共利益的保护，合理使用制度本身是对公共利益的宪法性保护来应对著作权人利益保护的设计。基于此，将合理使用的宪法地位在实践中的确认作为确保公众对著作权作品接近的保障，有助于在更大领域内进行智力创造和对智力加以使用，并促进著作权制度不断完善。

　　在上述确保对作品的适当接近中，确认合理使用的宪法地位特别有利于非营利性质的活动，特别是教育、研究、学术活动的开展。对非营利性质的知识产品生产活动而言，创造者在很多情况下具有不受限制地传播其创造性成果的愿望，而不大考虑经济上的收益情况。因此，比较而言，非营利性质的知识产品创造活动对著作权法的激励机制的“敏感程度”要低一些，但其重要性却越来越大。出于非营利性质的教育、研究或者学术目的而对著作权作品的合理使用也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著作权法的激励机制的传统观点在非营利性质的智力活动中体现得不够明显。

　　2．平衡意义上的合理使用的宪法性涵义

　　著作权法一方面保护作者或者其他著作权人对作品利用享有的专有权，并对侵犯这种专有权的行为提供救济措施；另一方面，著作权法也具有确保宪法所确定的增进知识传播、发展和繁荣科学文化的目的。后者的实现是著作权法更高层次的境界和目的。为此，在著作权法这种“私法”中产生了针对专有权的公共利益。确立这种公共利益甚至被认为对于知识的增长具有实质性意义。

　　合理使用的实质涉及到对著作权作品的合理接近的权利，这种接近直接或者间接地受到宪法保护，原因在于合理接近著作权作品关系到宪法确保的发展文化、科学技术、教育的重要的公共利益。当然，在将合理使用纳入宪法视野考虑时，可能出现著作权人的专有权与在著作权法中产生公众合理接近著作权作品的宪法性权利的冲突。解决这种冲突，需要明确两方面内容：一是对著作权这种专有权在宪法框架中的定位，二是合理使用作为宪法性权利的性质。从宪法框架看，著作权具有法定性，任何著作权都只是制定法的创造，其本身不是宪法性质的权利。从著作权立法的历史考察，作者宪法性质的财产权始终没有被确立过。但合理使用原则不同，在英美等国家，合理使用的司法原则和宪法性权利的提出通过司法原则和司法判例逐渐确立，在我国甚至在著作权立法产生前就被牢固地置于宪法原则和观念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