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庞德的回答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我们必须回到历史的脉络之中，尤其是有关“奥斯丁困境”的历史争论之中去，才有可能更好地洞悉此一问题的解决路径。在奥斯丁之后，关于“奥斯丁困境”的争论主要围绕三个问题展开： （1）习惯法的效力来源是什么？即习惯法的效力来自于社会还是国家的问题；（2）与之紧密联系的一个问题是，习惯是在何时并因何而成为习惯法的？（3）进一步的一个问题是，法官在从习惯到习惯法的转变中所起的作用是什么？三个提问呈现出逻辑上的递进关系。
在第一个问题即“习惯法”的效力来源问题上，奥斯丁之后的学者呈现出尖锐的对立。如前所述，这一问题实际上就是所谓“习惯法的本质”问题的变相提问方式而已。问题的逻辑在于：如果习惯法的效力来源于国家主权者，那么习惯法本质上就是实在法本身；而如果认为习惯法的效力来源于社会，则所谓的“习惯法”本质上不过是奥斯丁所言的“实在道德”而已，而绝不是实在法。在此一问题上，萨德勒对法律的理解看起来非常近似于奥斯丁的观点，他说：“在本论题中，法律意味着国家法。法律是一个国家中即将或者已经得到国家承认的习惯；并且法规是国家已经颁布的（法律）。”[4]（P3）在他看来，奥斯丁关于法律是主权者命令的理论是有问题的，并非所有的法律都是命令，那些用于说明法律的法律，废止法律的法律就不是奥斯丁意义上的实在法，但它们仍然是法律。因此，萨德勒认为，在界定法律问题上，有一个比命令更好的术语，那就是“规则”。在他看来，即使做出了上述补充，奥斯丁的学说仍旧存在不完备之处，那就是不能认为所有的法律都是由主权者制定的，一个显例就是：那些即将被法官承认的习惯本身就已经是法律了，但它们并非由主权者制定。
除了直接批判奥斯丁之外，萨德勒还对其他学者的观点进行了批判。萨德勒在批判霍兰德时认为，霍兰德所谓实在法是由政治社会的主权者实施的规则构成的，这样一个定义完全是奥斯丁式的。其谬误在于：国家是由主权者和被统治者两部分构成的，那么法律就无需是普遍的命令，也无需由主权者精心制定。对于那些在法庭上被实施或者即将被实施的习惯而言，它们已经是法律了。梅因对“习惯法”与制定法的区分，在萨德勒看来也是十分不恰当的。他说，“在这样一个社会，怎么能够将‘法’这个词用于习惯之上呢？”[4]（P10）他在批评梅因的基础上所得出的结论是：“最好将‘法律’这个术语限定在一个国家中那些即将被国家适用的规则上”。而对于列维斯？摩尔根关于氏族与政治国家之区分的关键在于私有财产观念的观点，萨德勒针锋相对地指出，一个社会能否成为政治国家的关键并非财产观念，而在于强制性权力中心的出现，以及国家的产生。因此，“没有国家就不会有法律”。[4]（P8）从上述对萨德勒关于习惯与法律关系思想的评述可见，当萨德勒对梅因等人展开批判时，他的立场基本上是基于分析法学的，因为他宣称没有国家就没有法律；而他关于法律的定义则又显示出他与分析法学理论并非一途，因为他坚称即将得到适用的习惯就已经是法律了。萨德勒理论的内在矛盾与吊诡，逻辑地要求我们必须将习惯法本质问题的探讨向前推进，而与第二个问题——即“习惯是在何时并因何而成为习惯法的？”——相勾连，才有可能获得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