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合理性作为一种体现“制度化”的思维模式，强调“通过逻辑方法，可以从实在法的抽象规范中得出每一具体事实情景的判决”，并将每一项具体案件的判决，都视为是抽象的法律规范在具体事实情景中的适用。从阿云之狱的刑名之争来看，参议官僚皆做到了围绕律法“因循律意”或“原立法之意”，刑狱的审理自始至终体现为一种制度化的、形式理性的司法程式。不过，形式合理性和法条主义历来是同一枚硬币的正反面。对刑名和法条的考究，曾使司马光自叹陷入了“文法俗吏之争”，也令现代人钱穆感慨：“现代的一般人，都说中国人不讲法，其实中国政治的传统毛病，就在于太讲法，什么事都依法办。一条条文进出，一个字两个字，往往上下往复，把紧要公事都停顿了。”[32]
当然，阿云之狱中的法律解释基点并未停留在纯粹的形式合理性层面上。如前所述，王安石和司马光为说明各自所议的正确性，进而运用“情理”和“天理”等因素在价值合理性层面做了进一步的论证。这种“复式”的合理性解释结构，非常契合现代法律方法论上麦考密克倡导的“一阶—二阶证成”模型：一阶证成是指法官如何依据某条法律来证明判决结论的正确性，这往往是一个形式推理的过程；二阶证成是指在判决依据的选择上，法官如何证明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33]这实际是一个价值判断或辨证推理的过程。若依德沃金的“原则—政策”裁判理论进行透视，则王安石所议是一种追求目的合理性的政策裁判，而司马光所议则为一种奉行价值合理性的原则裁判。
因而在阿云之狱的审理中，古典法律解释的合理性取向呈现一种“形式合理性—实质合理性”、“目的合理性—价值合理性”的复式结构。事实上，古典司法话语中“议”之本义，就是仔细地研究有关此一案件的各种因素，进而将它与近似的、法有明文的案件相比较，然后再探究现有法案的立法意旨以及目前的社会价值和法学原理，斟酌轻重，定出一个处理的办法。[34]故而，法律解释的合理性维度不可能局限于“形式理性”或“非理性”的二元分析框架，而呈一种多维推进的复式构造。相应地，“形式非理性”之类的论断，表明韦伯可能是一位“中国研究的伟大外行”。
【作者简介】
陈林林，单位为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
【注释】相关论断分别见诸于：（德）马克思·韦伯：《论经济与社会中的法律》，张乃根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页233、263;(德）马克思·韦伯：《儒教与道教》，洪天富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页120以下；（日）滋贺秀三：“中国法文化考察”，载王亚新、梁治平编：《明清时期德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王亚新译，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页13以下；（美）昂格尔：《现代社会中的法律》，吴玉章、周汉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页99；贺卫方：“中国古代司法的三大传统及其对当代的影响”，《河南政法管理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
〔明〕丘浚：《大学衍义补》卷108；参见〔清〕沈家本：《寄簃文存》卷四“阿云之狱”。史学界和法学界对阿云之狱的研究，基本不出“古代自首制度”、“律敕之争”、“变法和保守之争”的大议题，而本文权当是一次微观分析的尝试。前述代表性著述请参见，赵晓耕：“自首原则在宋代的适用—阿云之狱”，《中国审判》2007年第5期；郭成伟：“从阿云狱的审理看宋神宗年间的‘敕律之争”’，《政法论坛》1985年第4期；郭东旭：“论阿云狱之争”，《河北学刊》1989年第6期。
〔宋〕傅霖：《刑统赋疏》。
见《宋史》卷330《许遵传》、卷201《
刑法志》。
《宋史》卷14《神宗本纪》。
《历代各臣奏议》卷211。
〔明〕丘浚，见前注。
《长编纪事本末》卷75。
徐道邻：“宋律中的审判制度”，载氏著《中国法制史论集》，志文出版社（台北）1975年版，页90。
关于王安石的解释性论辩，主要参考自〔清〕沈家本，见前注，亦散见于〔明〕丘浚，见前注 。
〔宋〕司法光：《司马公文集》（卷40)。
参见（美）蓝德彰：“宋元法学中的‘活法’”，载高道蕴等主编：《美国学者论中国法律传统》，李明德、李涵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页341以下；〔清〕沈家本，见前注。
沈家本，见前注。
《历代名臣奏议》卷211。
《南阳集》卷26；参见郭东旭：“论阿云狱之争”，《河北学刊》1989年第6期，页67-68。
形式合理性的认定标准，学界一般沿用据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中概括的五个特征：第一，每一项具体案件的判决都是抽象的法律规则在具体事实情景中的“适用”；第二，通过逻辑方法，可以从实在法的抽象规则中得出每一具体事实情景的判决；第三，实在法构成了一个“没有漏洞”的规则体系，至少实在法隐含了这样一种体系，或者，至少在法律实践中法律被认为是这样一个没有漏洞的体系；第四，不能用法律术语进行理性“分析”的事物，是没有法律意义的；第五，每一项社会行动，可以、并且必须被看作是对法律规则的“遵从”、“破坏”或“运用”。Max Rheinstein, Introduction to Max Weber on Law in Economy and Society, 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 1967 ．at xliii, 64.
Oliver Wendell Holmes, The Path of the Law, in The Common Law＆Other Writings：Selected Legal Pa-pers，the Plimpton Press, 1982, p. 181.
见前注 。
《临川先生文集》卷41。
见前注。
Weber,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Koln, 1964, p. 18．转引自（德）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I·行为合理性与社会合理性》，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页163。麦考密克将这两种合理性分别简练为“倾向于达到某种值得期待之目的或结果的行动”以及“本身是对的或好的行动择”,see Neil MacCormick, “The Limits of Rationality in Legal Reasoning”，ed. in An Institutional Theory of Law: New Approaches to Legal Positivism,D. 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 1986, p. 190．这两种合理性又可归类为选择的合理性与实践的合理性。
古典法律解释语境中的“情”有多层含义，相关分析参见（日）滋贺秀三：“清代诉讼制度之民事法源的概括性考察”，范愉译，载《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事契约》，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页37；陈顾远：“天理、国法与人情”，载氏著《中国文化与中华法系》，范忠信等编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页275以下。目的合理性的判决，当以清嘉靖二十三年案的王黑狗卖妻案为典型：王黑狗将妻扈氏卖与李存敬为妻。刑部审讯发现其因贫病无奈才如此作为，故与无故卖休者有间。又查得扈氏母家，并无亲属。若照例离异，势又失节。最终“衡情酌断，扈氏仍交后夫李存敬领回完聚。王黑狗得过财礼钱文，并请免追”。此判实际上绕过律条承认了王黑狗卖妻行为的合法性，而刑部之所以如此判决，是考虑到妻子离异后将无家可归，以及王黑狗贫病无奈的情状。见《刑案会览》卷五二，《刑律》（纵容妻妾犯奸）。
《名公书判清明集》卷9,“典卖田业合照当来交易或现钱或钱会中半收赎”。
《长编拾补》卷3(上）。
〔明〕丘浚，见前注。
Weber,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 Koln, 1964, p. 18．转引自（德）哈贝马斯，见前注，页163 。
《春秋决狱》曾记载：甲父乙与丙争言相斗，丙以佩刀刺乙，甲即以杖击丙，误伤乙。按汉时《贼律》，甲的行为属于“殴父”，当枭首。廷尉张汤觉得事有曲折，于是向董仲舒询问得失。后者对曰：“父子至亲也，闻其斗莫不有怵怅之心也，扶杖而救之，非所以欲垢父也。……君子原心，赦而不诛。甲非律所谓殴父，不当坐。”见程树德：《九朝律考》“汉律考·春秋决狱考”。
《朱子语类》卷一，“戊申延和奏箚”。
见前注。
江玉林：“经义折狱、刑狱治理与传统法律的文化格局”，《政大法学评论》第87期，页21。
Cited from Andrei Marmor,“No Easy Case?” ed. in Wittgenstein and Legal Theory, by Dennis M.Patterson, San Francisco:Westview Press，1992，p. 204.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页126-127。
Cf. Neil MacCormick，Legal Reasoning and Legal Theory, Oxford：Clarendon Press, 1978，p. 100.
张伟仁：“传统观念与现行法制”，《台大法学论丛》第17卷第1期（1987年12月），页2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