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犯杀伤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的一个简单例子，就是盗杀伤。在盗杀伤中，“盗”为“伤”之所因。这意味着持刀劫物后又自首的，犯罪人可以免予追究劫取财物的刑事惩罚，而只承担持刀伤人的责罚。许遵和王安石主张阿云的自首，可以使她免除“所因之罪”。因为依据律法，阿云的行为可以分为“伤（害）”和“谋（杀）”，“谋”是“伤”之所因。一旦阿云免除了所因之罪，那么按律就只应当惩处她的伤害行为。根据神宗在熙宁元年下的诏令—“谋杀已伤，按问欲举自首者，从谋杀减二等论”，对阿云的处罚应是“从减等断遣”，即“流二千五百里”。

　　为澄清阿云案的法律争点—“谋”是否是“伤”之所因，王安石紧扣律条，并运用体系解释、文义解释和正面推论的方法指出：（1）从杀伤罪的相关律条中，可以推断出谋杀伤存在“所因之罪”。《宋刑统》中的七类杀伤罪带有“所因之罪”，这七类原因性犯罪包括：谋（杀）；斗；劫囚；略卖人；被囚禁拒捍官司而走；犯奸；造畜蛊毒。犯罪人在实施上述七种罪行导致受害人死伤，事后又依律自首的，都可以“免所因之罪”。按《宋刑统》“因犯杀伤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仍从故杀法”的规定，只有故杀伤没有所因之罪。（2）从谋杀伤的律条中，可以推断出“谋”为“伤”之所因。《宋刑统·贼盗》规定，“诸谋杀人者，徒三年；已伤者，绞；已杀者，斩。”王安石解释这一条文实质涵盖了三种犯罪，即“纯粹的谋”、“谋杀伤”和“已实现的谋杀”，谋位于杀伤之前，因此可以是“所因之罪”。既然是所因之罪，罪犯就可以通过自首获得豁免。（3）论证“谋”不光存在于某些犯罪中，甚至可以作为单独的犯罪。例如《疏议》的“阑人逾阈为限”条，对试图进入皇宫而未越过门槛的，处罚八十杖。《名例》谓“称谋者，两人以上”，律文的注解释说：“谋状明显，虽一人同二人之法。”《宋刑统·贼盗》亦规定：“谋杀人者，谓二人以上，若事已彰露，欲杀不虚，虽独一人，亦同二人谋法，徒三年。”[10] （4）主张“律疏假设条例，其于出罪，当举重以包轻”，既然作为重罪的盗杀伤（刑罚是斩）自首后可宽免所因之罪，那么依常识推论，相对较轻的谋杀伤（刑罚是绞）也可宽免所因之罪。

　　所以王安石的解释结论是：阿云的犯罪行为可以分为“伤”和“谋”，“谋”是“伤”之所因；阿云属“犯杀伤而自首者”，按律“得免所因之罪”，故只须惩处其伤害行为。

　　（二）“谋杀已伤论死”的解释逻辑

　　在司马光及刑部、审刑院和大理寺官僚看来，阿云因“嫌婿陋”而谋杀未婚夫的罪行，无疑是公然践踏作为国本的礼教纲常。若免阿云一死，则无异于“弃百代之常典，悖三纲之大义，使良善无告，奸凶得志”。[11]但司马光并未径直“以礼教杀人”，他所持的“谋杀已伤论死”的结论，同样是籍由“寻圣人制法之意”的法律解释得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