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认为，《宋刑统》中的“因犯杀伤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这一律条，并不适用于阿云杀伤韦阿大一案。因此阿云即便自首，也不能免于一死。对许遵和王安石的关键性论点—阿云的犯罪行为可以分为“伤”和“谋”，司马光批评其不仅有悖律意，也于理不通。因为：（1）如果将有预谋的“谋杀”分解为“谋”和“伤”，那么也可将临时起意的“故杀”分解为“故”和“伤”，这样，“故”和“谋”一样成了“伤”的所因之罪，这在逻辑上是可笑的，也是不符合律意的。这还会导致不同的“谋杀”和“故杀”，经自首并“得免所因之罪”后，在处罚上无法进行区别。（2）若对“谋”进行单独处理，设想一个人平静地坐在家中，谋划杀死某人，那么他能自首什么罪呢？当然只能是什么罪也没有，因为“谋”只有在实际的犯罪行为中才有意义，它单独不构成一种罪。[12]
司马光继续以“斗杀自首”为例，辩驳王安石之论的内在矛盾。[13]依宋律，犯杀伤致人死者，斗杀的处绞刑，故杀的则处斩刑。若将“斗”视为“伤”之所因，那么依据“犯杀伤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仍从故杀法”的适用逻辑，“斗杀”转而从“故杀”处刑。这样一来，斗杀而自首的，处罚反而加重了一等。要解决这个悖论，王安石只有两个选择：一是将斗杀自首的单独处置，仍依斗杀本法；二是限制“犯杀伤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仍从故杀法”的适用范围，明确其不适用于斗杀自首。对司马光来说，这两个退守性选择的结果是一样的，既然斗杀不适用自首免罪，阿云的谋杀同样也不适用。
后人如丘浚、沈家本等，大多支持司马光的意见。不过，司马光并未触及王安石的另一个关键性论据：既然作为重罪的盗杀伤自首后可获宽免，为何相对较轻的谋杀伤却不得自首后宽免？但这似乎没有妨碍司马光得出自己的解释结论，他在给神宗的上章中总结陈词道：“按律，其于人损伤，不在自首之例。”[14]因为律称“得免所因之罚”，皆是别有“因犯”，如盗窃、劫囚之类，本无杀伤之意而致杀伤人者。此类犯罪所因虽然可以首原，但杀伤不在首例。所以“谋字止因杀字生文，不得别为所因之罪”。既然谋不得为伤之因，按《宋刑统·贼盗》“诸谋杀人者，徒三年；已伤者，绞；已杀者，斩”，对阿云的处置只能是“谋杀已伤，伤不得首，合从绞罪”。[15]
二、实质合理性：王安石和司马光的分歧所在
“围绕律法”的法解释进路一直贯穿于阿云之狱的刑名之争中，它体现了一种制度化的、形式理性的法适用模型。[16]不过，形式合理的司法—“守经”—虽是司法之常道，也是法的可预测性、安定性和权威性的渊源和保障，却并非古典司法的全部追求。在古人的司法理念中，“圣达节，次守节，下失节”。具引律条式的守经，只是司法官的“守节”。一个真正合理的判决，不光要在形式上做到具引律文、照例行事，还须在实质性的价值判断和社会效果层面做到“尽圣人制法之意，达律文之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