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宋史》记载：熙宁元年，京东路登州一妇女阿云在服母丧期间行聘于韦阿大，但“许嫁未行，嫌婿陋，伺其寝田舌，怀刀砍之，十余创，不能杀，短其一指。吏求盗弗得，疑云所为，执而诘之，乃吐实。”[4]初审此案的登州知州许遵，以阿云作案之时“许嫁未行”，故“以凡人论”；又以“被问即承，应为按问”，按律得“免所因之罪”，只问伤害而不究谋杀，从而提出“合从减等断遣”。案件上奏朝廷后，审刑院、大理寺依据《宋刑统》“诸谋杀人者，徒三年；已伤者，绞；已杀者，斩”的规定，裁决阿云案应“以谋杀已伤论死”。不过神宗支持了许遵的减刑意见，并下诏“敕贷阿云死”。但负责复审的刑部，却公然对抗神宗的诏令，以许遵“妄法用刑”支持审刑、大理的裁决。这促使神宗又下一道敕令，申明“谋杀已伤，按问欲举自首者，从谋杀减二等论”。[5]

　　然而御史台对皇帝的敕令置若罔闻，御史钱颛以许遵在阿云案中“所见迂执”、“议法不当”为由对他进行了弹劾。许遵被迫请求皇帝将阿云案“下两制共议”。神宗诏翰林学士司马光和王安石共议，但两人意见不一。司马光从刑部所断，王安石支持许遵之见。神宗下诏从王安石所议，但御史滕埔和钱颛不依不饶，执言“许遵所争戾法意”，请求再选官定议。[6]因此神宗又诏翰林学士吕公著、韩维和知制浩钱公辅重议。三人合议后认为“宜如安石所议”，但审刑院、大理寺的法官齐恢、王师元和蔡冠卿，却弹劾他们“所议为不当”。于是神宗再召王安石与法官集议，并在熙宁二年二月下诏：“今后谋杀人自首，并奏取敕裁。”[7]然而刑部刘述、丁讽以诏书不当为由，拒不执行。御史中丞吕诲和参知政事唐介也称“谋杀不当论首”、“天下皆以为不可首”。性格柔顺的神宗只得再次下诏催办，但刘述等人继续以诏书不当为由，上疏请中书、枢密二府再议。在中书、枢密两府的合议中，文彦博、吕公弼等人认为“杀伤于律不可首”，而韩绛、陈升所议与王安石相同。两府再议仍无定论，最后神宗在熙宁二年八月诏令：“谋杀自首及按问欲举，并依今年二月二十七日敕施行。”[8]至此，历时一年之余的刑名之争才暂时平息。

　　宋代“士初试官，皆习律令”，并且“文学法理，咸精其能”。因而法律史家徐道邻认为，宋代的名公巨卿，差不多个个都具有充分的法律知识。[9]的确，在这场罕见的刑名之争中，不管是主张“得免所因之罪”从而从宽处置阿云的许遵、王安石、吕公著，还是坚持“谋杀已伤论死”的司马光及刑部、审刑院和大理寺官僚，皆因循律意、力行断狱“当先原立法之意”。他们对相关律条所做的体察和辨析，也都称得上是形式合理的法律解释。

　　（一）“得免所因之罪”的解释逻辑

　　许遵以阿云作案之时“许嫁未行”，并且“纳彩之日，母服未除”，故“以凡人论”。其解释依据是《宋刑统》恶逆条的问答注解，“夫者，依礼有三月庙见，有未庙见或就婚三种之夫，并同夫法。其有克吉日及订婚夫等，惟不得违约改嫁，自余相犯，并同凡人。”阿云杀伤韦阿大之时两人既未嫁娶，亦无庙见，所以不是宋律上的夫妻。因此，阿云案不属“十恶”之列的杀夫，其难结只在于是否属“因犯杀伤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