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和司马光所议，皆因循律义、持之有据，但结果却判然有别。原因如方家所言：人们可以为任何一个结论给出一个合乎逻辑的形式，“在合乎逻辑形式的背后，存在着对于相互竞争的立法根据的相对价值和重要性的判断，……这是真实存在的，而且还正是整个判决过程的根基和核心。”[17]阿云之狱的刑名之争，表面起因于相关律条的模糊和缺陷，实际源于对司法之实质合理性的不同理解和取向。与形式合理性的合法性取向相反，实质合理性关注的是判决是否符合法律之外的实质性因素和标准。这些因素涉及宗教准则、道德规范、地方习俗以及政治和经济的考量等等，在古典司法话语系统中，一般被概括为情理和天理。

　　（一）尽情理：法律解释的目的合理性之维

　　在许遵和王安石看来，若以“谋杀已伤，伤不得首，合从绞罪”处置阿云，就等于承认律法是有漏洞的，即作为重罪的盗杀伤自首后可获宽免，而相对较轻的谋杀伤却不予自首宽免。这般判决的确不但有违常理，还阻塞了犯罪人的自首之路，并破坏了鼓励罪犯及时自首的法律规定。此外，对谋杀已伤的持久争论说明这是一个“律无正条”的疑案，圣人言“罪疑惟轻”、“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断言“伤不得首”、“谋杀已伤论死”显然与此相悖。因此，许遵一开始就批评刑部“一切按而杀之，塞其自首之路，殆非罪疑惟轻之义” 。[18]

　　与许遵所见相同，王安石直接将“断狱务在生之”[19]视为一条疑案处理准则。吕公弼在审断王安石和司马光所争时也说：臣等窃寻圣人制法之意，“苟杀人未至于死，于物尚可以偿，与事犹可以还者，皆得以首，是原首以开善者也。”[20]这般“原立法之意”的进路是有现实依据的，也是神宗所乐见的。因为北宋中期的社会治理局势日趋严峻，朝廷“不闻盗贼衰止，但闻其愈多耳”，而通过自首减刑以“荡涤瑕秽、分化奸凶”并使罪犯“纳入自新之地”，不失为一条可取的刑事司法政策。

　　这种情法并用、以判决的社会效果为取向的解释方法，可归类为目的（工具）合理性解释。目的合理性意指，“行为如果依据的是目的、手段及后果，而且在手段与目的、目的与后果、最终可能出现的各种不同目的之间合理思量，那么，这种行为就是目的合理性行为。”[21]效果取向的目的合理性解释在古典司法过程中最常见的形态，就是“尽情理”。即所谓“王道不外乎人情，法律不出乎人生”，一个审慎的判决应明察“案件的具体情状和事实”，尊重维系生活世界中的经验法则及“事物之理”。[22]宋人胡石壁在《清明集》中对这类法律解释的立场和方法有过精当的概括：法意、人情，实同一体，徇人情而违法意，不可也，守法意而拂人情，亦不可也。权衡于二者之间，使上不违法意，下不拂于人情，则通行而无弊矣。[23]古典法律解释“情理和法理并用”的出发点，是避免成为刻薄寡恩、见木不见林的唯法主义者，以做到“缘情定罪，是以轻重得中”（《刑统赋》）。而许遵和王安石“得免所因之罪”的解释结论，实质是一种在目的合理性指导下对律条—“因犯杀伤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仍从故杀法”—所做的扩张解释。